昨日军统(354)

危机上海

1937年初，周伟龙接任上海区区长。

周伟龙是军统高干，原来说得比较简略，这里略微补叙一下。

周伟龙，生于1901年，湖南湘乡人。

周长成以后，即入湘军国光部，当了一个译电员。周的老部下、也是他同乡的刘植根回忆：“周与谢先世有通家之谊。周本人个子魁梧、博闻强记，到职后只一个星期，便将一本电报明码背得滚瓜烂熟，深得谢的青睐，后保送他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

周伟龙也是著名的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生，之所以“著名”，我们前面说了，是因为这一期的特务特别多。

毕业之后，周伟龙又回到湖南，入唐生智部，渐次提拔到宪兵营长的位置，其时，正是唐生智通电反蒋之时。也是在这个时候，周伟龙遇到了一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人——大他五岁的六期“学弟”戴笠，并联合上演了两出现代版的三国戏，戴笠演的是“单刀赴会”，周伟龙演的则是“义释严颜”——看来这俩人都想当刘备的弟弟。

刘植根回忆说：“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率部驻汉口。唐生智通电反蒋时，蒋介石派遣戴笠到汉口策反及搜集情报，戴因办事不慎被武汉宪兵部队逮捕，搜集的情报也全被抄去，如果上报，即有生命之危。戴打听到宪兵营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同学，便要求与周相见。见面之后，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弃官逃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因此周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十人团”的成员之一，也奠定了周日后在军统中的地位。

按：周与戴这一段，有好多种说法。

按乔家才所说，此事发生在1929年，地点在河南信阳，即唐生智第二次反蒋时期；如按刘植根所说，则是在1927年“宁汉分裂”时期。

我们知道，所谓“密查组”，正是1927年、老蒋第一次“下野”时出现的产物，目的就是在老蒋出国期间，为其搜集情报，戴笠就是在此时才开始“跑单帮”的，如果周伟龙这时就投奔了戴笠，那确实是够早的，几乎跟戴笠的同学徐亮是同一批的。

这一段经历，真的有点像“小说家言”，如果不是那么多人在不同的回忆中提及，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其中，戴笠的做法，虽然有些出人意表，但仔细想想并不奇怪，这叫“死中求活”，作为当时的戴笠，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但从周伟龙的角度看，确实搞不懂他是怎么想的。因当时的戴笠，不过无名小卒而已，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如果是说周是贪图日后的“荣华富贵”，显然过于简单。

如果确有其事，那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戴笠确实不是一般人；第二，当时的人们，古风尚存，还有人能够为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舍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比如周伟龙。

也正是由于彼此之间有这么一段，戴笠对周极为信任，特务处一成立，周即奉命组建汉口站，手下就包括后来成为著名驻美特工的萧勃和刚刚投入特务处不久的刘培初。周同时担任复兴社驻汉口常务干事，公开身份是武汉市丨警丨察局第八分局局长。

此后，张学良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驻汉口，后改为武汉行营，周伟龙又兼任武汉行营的情报组长，这样，在名义上，周成为张的下级。刘植根回忆说：

“周伟龙投靠蒋介石后，长期从事特务活动。30年代初在汉口当了几年丨警丨察署长，适值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驻汉口，他们交往甚密。1935年冬，周伟龙在汉口结婚时，张学良从西安派人送来礼券5000元。”

周伟龙亦是军统“湖南帮”的中坚人物。据乔家才回忆，某次，戴笠与他谈话中，曾问：“你知道我们的团体中，哪里的人最多么？”乔说不知道。戴说：“我来告诉你，湖南人最多。”

按：戴与乔的这次谈话，实际是以此做个开头，告诫他，军统是个“五湖四海”的组织，要与大家搞好团结，就要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才能为自己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像你那种“死倔”的脾气，逮谁跟谁“抬杠”、遇事非得辩出个是非曲直的性格，在我戴笠手下可以，遇上别人是不行的，要吃大亏的。乔听了，唯唯而退。

事实上，乔家才的性格一点没有改，否则，也不至于在戴死后，被毛人凤整得死去活来。

不管戴笠想说明什么，军统的湖南人最多这一点是事实。笔者曾经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军统高干中，即外勤做到站长以上、局本部（含此后的保密局）做到副处长以上、以及在各种各样的为军统所控制的公开机构中，担任过少将以上军官的湖南人，居然有近140人之多！

在这些人中，张毅夫、周伟龙、唐纵、文强、杨继荣、徐业道都曾经挂中将军衔，与他们的戴老板比肩。

另外还有个唐生明，曾经任军委会中将参议，马马虎虎也可以算军统的人。

不过，要说湖南人中的头面人物，第一个是张毅夫，老资格的党派工作专家，南昌行营调查科系统的核心，戴笠都让他三分；后来郑介民上台，对他也非常客气；后来的毛人凤，对张更是忌惮。在文强的回忆中，曾提到当年大家给张毅夫起个绰号叫“张圣人”，可见其社会基础之深厚！

第二个要说是唐纵，“十人团”之一，又是老蒋身边的重要角色，到后来当了军统局“帮办”，成为戴笠之下的郑、毛、唐“三巨头”之一。

第三个就要算周伟龙了，戴老板的救命恩人兼义弟、军警宪特他一把抓，到1942年，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成立，戴笠保周伟龙当司令，早早地挂上了中将军衔，比戴笠还早一年。

在张、唐、周三人之下，才是文强啊、徐业道啊这些人，至于象沈醉、杨继荣、龚仙舫、还有湖南的“三李一金”等等，就更排不上号了。

周伟龙的性格，本就极为自负，据刘植根回忆说：“早年他在老家丹墀照壁腾龙图案上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岂是池中物，能兴天上石’。”

另据刘说，周伟龙虽然一直做官，“却不治私产，乐于助人”，因此没“落”下什么钱，对此，周的父亲很不满意。刘植根说，1938年，周带着新婚夫人回家省亲，到家以后，马伕问周的父亲：“马关在哪里?”周父没好气地说：“拴在你们老爷的床铺架子上。”此后，周才在家乡买了40亩水田。

私产可以不治，但对于权力的追求，周绝不放松，他本就是性格强势的人，加上与“老板”的关系，弄得极为跋扈，除了戴笠，任何人不买账，遂引发了与邱开基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