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45)

“河内刺汪”的具体过程，即从3月20日白天10点到3月21日凌晨这十几个小时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就是“刺汪”的一方。在《河内汪案始末》当中，陈恭澍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把他知道的事情当中，尽其认为能够公开的、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至于有多少曲笔、有多少事情被他隐去、有多少事情，连他自己也是懵然无知，我们只能说肯定有，但无从判断更多的东西。因为，在“刺汪”一方所有的亲历者当中，只有陈恭澍留下了回忆，无从印证，只有听他的。

因此，在这里，对陈所讲的当天两次行动的具体过程，不做完整的引述，因为那既浪费笔墨，又毫无意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去看他的原著好了。

第二，自然是汪精卫一伙，倒是留下了两份材料，可供我们与陈恭澍的回忆，做点互相印证。

其一，就是高伐林先生对何文杰、汪文惺夫妇的采访。

这份回忆，是汪精卫一方的亲历者，留下的硕果仅存的资料，可说弥足珍贵，而且确实解开了一些许多年来、令大家大惑不解的事情。

汪文惺是汪精卫的大女儿，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汪文婴。汪文惺生于1914年，她的丈夫何文杰比她小一岁。1939年初，刚刚“出走”的汪精卫，“忙里偷闲”地为这对年轻人在河内操办了婚礼，因此，何文杰夫妇亲历了“刺汪”的全过程。事发时，他们正值青年，有良好的记忆力和判断力，因此，他们的回忆，应该说是最贴近事实的第一手资料了。在采访中，何文杰说：“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还有一点，接受采访的时候，何文杰夫妇都是九十来岁的老人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等早已作古多时，即便当年胸中有多少激荡，随着岁月的流逝，想也应该平复了，因此，二人在叙述当年的往事中，丝毫不带火气，仿佛说的是一件丝毫于己无关的事情，足见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其二，还有一份资料，即前面说过的陈昌祖的回忆。

陈昌祖是3月18日接到汪精卫的电令、离开上海的，路上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到3月25日赶到河内。因此，事发当天，陈昌祖并不在现场，但这丝毫无损于其回忆的价值。

这是因为，陈昌祖到达河内时，正是曾仲鸣死去不久，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惊魂未定，人心惶惶。见了他这位“生力军”、新来的顶梁柱，肯定会争先恐后地向他讲述当时的种种情况。而陈昌祖与当时在场的汪家人、陈家人、朱（执信）家人都是至亲，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要挨着个儿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况且，此后，他就接替了曾仲鸣，为汪精卫担任临时秘书，许多事情，他不想知道都不行。

因此，陈昌祖提供的情况，与第一手资料无异，而且还更全面。

按：我们知道，陈昌祖是朱执信的女婿，而朱执信的母亲，就是汪精卫同父异母的姐姐汪若昭，因此，朱执信虽然只比汪精卫小两岁，却比汪小一辈，是他的外甥。也是由于这种亲戚关系，所以朱执信的二女儿朱媺，才会跟着汪精卫来到河内。

很有意思，作为汪精卫的内弟，陈昌祖本与他同辈，可是，如果从他的太太朱始那儿论起来，陈昌祖却一下比汪精卫低了两辈。

从陈的回忆看，其人办事能力、应变能力都非同一般，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人物，可惜随汪落水。

以上三份材料，就是现今我们从公开渠道中所能够找到的全部资料，也是最接近实际的资料，以后所有的揭秘、传说、故事、小说，以及种种离奇的情节，都是从这里生发开来的。

闲话说罢，让我们通过这三份材料，回到3月20日，试图还原那天发生的事情：

一、3月20日白天，汪精卫一行究竟干什么去了？

陈恭澍说：“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早晨，大约九点半光景，我正和鲁翘、鉴声三个人在饭桌上研商唐英杰的侦察报告时，魏春风一个人从外面跑来告诉我说：‘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外出模样，还不知道要到那里去？’相隔不到一两分钟，徐先生也打电话通知称：‘他偕同家属准备午前起程到打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道西贡，就此放洋，此刻还弄不明白。’以上两则消息虽出自不同来源，但却相当脗合，以此为据再略加推断，几乎可以判定汪某全家就要离开河内了。”

陈恭澍听了，当即决定尾随狙击。这次行动，我们当然已经知道，以失败而告终。

在许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陈恭澍兀自不解，他提出了三个问题：“汪某一行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过了桥停在路边？停在那里干什么？是否发现了有人跟踪就折返河内呢？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对此，陈认为：“不但笔者无法解释，而且是永远也不会再有答案了！”陈还说：“民国三十年十月笔者在上海失事被捕，在讯问时，注妻陈壁君曾提出不少问题，现在想来，为什么当时不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去反问问她呢？不就可以解开这个多年闷在心中的疑团了吗？”

还好，陈恭澍虽然至死不解其中缘由，我们倒是有机会解答这三个问题了。

陈恭澍的疑问之一，“汪某一行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

答案：春游。

何文杰说：“凶案发生的前一天，天气晴朗，有人提议到市郊的三桃去逛逛。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媺姑和我们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未太热，便赶早起程。”

何文杰口中的“十一姑丈夫妇”，即指曾仲鸣和方君璧。

由于王鲁翘的“误中副车”，使得曾仲鸣成为汪派当中最富盛名的人物之一。其实，即便他没有随汪精卫“落水”、并替汪精卫送掉一条命，曾仲鸣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在民国史上应该有他一笔。

曾仲鸣，1896年生，福建闽县人。

说到曾仲鸣，就不能不说他的姐姐曾醒和他的太太方君璧。

曾醒，1882年生，适福建侯官县方家的老四方声濂，1901年，因方早逝，寡居的曾醒遂与方家的弟妹们方君瑛、方声涛、方声洞等赴日留学。1905年，同盟会成立，曾醒与方君瑛、方声涛、方声洞和两个弟媳，一起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一批会员之一。此后，曾醒及方氏姐弟结识了汪精卫及后来成为汪太太的陈璧君，并成为终生不渝的好友。

曾醒的性格，犹胜于男，亦曾参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的活动。

辛亥革命之后，汪精卫出狱，旋即携新婚妻子陈璧君赴法国留学，同行的还包括方君瑛、方君璧，曾醒以及曾醒的弟弟曾仲鸣。

方声洞则已于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起义中献身，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同时牺牲的，还有喻培伦。

方君瑛生于1884年，她的十一妹方君璧则生于1898年。

按：侯官县的方家是个大家族，老太爷叫方振隆，曾为福州藩司幕僚。膝下有三子，即方家澍、方家湜和方家泌。这三个儿子，个个家中人丁兴旺，加起来一共生了37个孩子，其中有19个男孩和18个女孩，为便于区分和称呼，按当时的习俗，分男女大排行，像方君璧，在女孩中排行第11，就叫“十一妹”。

三“枝”当中，最出色的，要数方家湜的子女，像男孩中行四的方生濂、行六的方声涛、行七的方声洞，女孩中行七的方君瑛，还有方君璧，都是方家湜的后代。

方君瑛也是了不起的女中豪杰，亦曾参与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以及广州起义，并以“未能作烈士而遗憾”。

辛亥革命以后，方君瑛任福建女师校长，监学就是她的嫂子曾醒。1912年，方君瑛偕方君璧、曾醒、曾仲鸣等一起到法国留学。

在此期间，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曾与方君瑛、曾醒照过一张合影，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其中，后站的男子就是汪精卫，端的是英气逼人，无怪乎能做偶像。

三个女子，左边的是方君瑛、右立者为陈璧君，中间坐者即曾醒，三人均着欧式盛装，气度不凡，连素以不漂亮而著称的陈璧君亦一派雍容。

曾醒怀中抱的婴儿，即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据何文杰、汪文惺回忆说，汪文婴、汪文惺的名字中的“婴”和“惺”两个字，就是为了纪念方君瑛和曾醒而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