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44)

电报是方炳西译出并亲自交给陈恭澍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在回忆中，陈恭澍用“霹雳震惊”来形容这个时刻：

“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陈恭澍说：“不要小看了这张小纸条，在我们的工作来说，却载有千钧重量，这就是未曾加盖印信的‘制裁令’！”

看了电文，陈拟好简单的覆电：“×电奉悉，遵即积极进行。”并令方炳西即刻交王钟岳发出。随即叫起同住的王鲁翘等人，给他们传阅了戴笠的“小纸条”后，令王将其烧毁。随即开始“会商工作大计”。

当时的情景，陈恭澍回忆说：“在我们的心目中，这原本是一件迟早会来临的事，一点也不意外，大可以轻轻松松的予以处理；而工作的本身，也并不见得怎么艰难，又何况前前后后来了那么多的人。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好象有一股无形的压力窒息着每一个人的心头。或许是我的态度太严肃了吧？也许是这次的任务太重大了吧？一时之间，竟把满屋子的气氛弄得又僵又冷！”

尽管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要对汪精卫、那个在国人心目当中曾经如偶像一般的美男子“动手”的话，给人思想上的冲击，依然非同小可。

陈恭澍进行了简单地“动员”：“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某的住所为攻击目标。”

行动的总指挥，自然由陈恭澍担任，“制裁”的执行者，自然是王鲁翘，以余鉴声为助手。

现场的具体分工：“进入汪某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指向目标，遂即加入行动行列：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三同志，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各人位置，听由王鲁翘同志指定；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丨警丨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其它有关细节，责由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再与各同志作更具体的规定；出发的时间，自即刻起，请各同志在战备状态下，听候通知。”

陈恭澍后来颇有些自得地回忆说：“这里用‘会商’二字，只能当作谦逊之词，实际上是由我一人当众宣布个人的决定，而在场的六位同志却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的，甚至于连一句作为补充的话都没有。”

最后，陈恭澍要去求大家：“各自休息，养养精神，作些个人准备，千万不要走开，免得临时找不到人。”

这时天已经亮了，陈恭澍还有一件事情要办——去找余乐醒和岑家焯，“传达上级的指示，并征询他二人的意见。”

听了陈的话，岑家焯很诚恳地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请你不必客气，尽管分配我的工作好了。”

比陈恭澍大七、八的岑家焯，面对自己的黄埔学弟，已经把姿态放得非常低了。

这句话说出来，陈恭澍可傻了——因为他根本就没给余、岑二人留什么工作，可能他也没觉得这俩人能干什么。陈恭澍后来回忆说：“这倒成了难题，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回答他，因为有关出动的事，我已经有了安排，如果说请他来指挥吧，也不很得体，或许会惹出误会来。”

在这里，陈恭澍忽略了一件事，一件足以影响团结的事——既然余乐醒和岑家焯也是“河内工作组”的负责人，按说，“会商”的时候，是应当把他们一起请来的，但现在陈恭澍已经把工作部署完了，剩下的，只是向这两位老大哥“通报”一下、告诉你们有这么一档子事而已。

此时，陈恭澍灵机一动，同时也是搞行动工作的必须，即在第一套方案万一“失手”、甚至自己也“出事”的情况下，安排余、岑继续负责对“汪逆精卫”的制裁。

安抚好了二人，陈又去找方炳西，向他通报了自己的安排，随即拉着他去找徐先生。陈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河内工作’，仰仗徐先生的地方实在太多，即将发生的事情，原无事先通知他的必要，可是事后的影响，则多半须由他承受，所以无论在情理上或道义上以及时机的掌握上，我个人认为都应该向他说明一下才得心安。”

听了陈的话，徐并不感到吃惊。只是对这种“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的方式提出了异议：“如果以为国除害的法律观点来说，这当然是无可如何中的一种制裁方式；若是牵涉到政治纠纷上去，这并不是一个最明智的解决方法。”

对此，陈当然不敢苟同，他尽可能婉转地说：“汪的事情，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上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国法的问题，很明显的，他是在两国交战状态中，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而通敌谋和！”

见话不投机，徐不再就“法律”与“政治”的问题继续纠缠，只表示希望“做得干净俐落，千万不可拖泥带水，招惹许多使他难以应付的麻烦，其它的都无所谓”。

这当然也是陈恭澍的愿望，他说：“上级既然下达了制裁令，我已经大致决定就在这两三天之内采取行动，在时间上不知道适当不适当，徐先生如有什么指教的地方，请明白见告，都可以商量。”

徐先生说：“没有什么了，自然是越快越好，以免夜长梦多。”

从徐先生处出来，陈恭澍又去看谭天堑，陈描写当时的谭说：“谭天堑兄木木的，似乎有解不开的愁结，想是未解其中意。”不知陈的话是何含义。

最后，陈去找曹师昂，“作了一些暗示”，与谭相反，作为军统局外人的曹师昂反倒极为热衷。陈恭澍回忆说：“曹师昂兄原就负有类同的使命，所以一点就透，他主动的表示，希望我分配适当的工作，由他担承，尤其是他的法国籍太太，早就答应不避任何艰险很愿意尽一分心出一分力了。我深为感动，惟无此腹案，只有请他容我多想想，如确有借重之处，然后再回复他。”

该通报的通报了，改暗示的暗示了，陈恭澍回到寓所，即召集王鲁翘、余鉴声和张逢义三人，“商定出动的日期、时间以及几点主要的原则”。并最终决定：

“在三月二十二日以前，再作最后一次的侦察，仍指定唐英杰出动，另由魏春风等从当地警探方面复勘，俾可两相印证。如侦察结果与以前所了解者无重大变动，则择于三月二十二日夜间十一时出动执行，除非情势有异，不再更改；进入汪寓后之一切行动，统由鲁翘指挥、鉴声辅助而继之，并以鲁翘为主，执行制裁任务。”

现在，问题的关键，要看唐英杰的了，陈令张逢义去叫唐来开会。

出人意料的是，唐英杰违反了陈恭澍“千万不要走开”的指令，不知到哪儿去了，且跟谁也没打招呼。

陈恭澍回忆说：“中午过后，唐英杰才回来，我责备他不该不报备就私自溜出去，他却说因为肚子痛出去买点药就回来的，不想走了好几家也没有买到，所以耽搁了。这分明是瞎话，可也无可奈何。”

陈恭澍说：“我把刚才商定的事，通知了他，要求他今天晚上再出动一次，前去侦察汪家的动静，特别注意汪某的起居所在是否已有移动。我又谆谆的请他多多辛苦，做得切切实实，顶好是选一个有掩蔽的位置，尽可能的停留的久些，静静的观察究竟才好。唐英杰点了一点头表示接受，转身便走了，他说要好好的去睡一觉。”

陈看出唐英杰心里不痛快，于是叫张逢义去去劝劝他，让他“不必呕气”，同时，“嘱咐张逢义晚上也跟他一块去，作为巡守掩护。”

陈恭澍回忆说：“三月十九日这一天过得特别长，因心神不安，又惦着唐英杰的侦察结果，一夜都没有睡稳。”

3月20日凌晨，唐英杰和张逢义回来了。唐带着情绪说：“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监督之下进行的。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都没有，夜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的那一间，不会错，他就住在三楼。”

陈恭澍回忆说：“我一边听取唐英杰的报告；一边观看张逢义的眼色，他并没有什么特异的表情，类如：微微的一笑，眨一眨眼睛等等。这样，证明唐英杰的报告属实，更使我放心不少。”

说完，唐英杰走了，陈恭澍又看了一眼张逢义，“他没有反应，也就是他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的了。”

在回忆中，陈恭澍还特意解释说：“并非是我不信任同志，像这么重要事，相信唐英杰他也不敢因偷懒而撒谎，只因过去他有几段不切实的往事，不得不多加一分小心。”

至此，陈恭澍确信了唐英杰的情报：“我肯定了汪某就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三楼的那间卧室里，这也就是我们即将行动的最后指针！”

大错由此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