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43)

前面说过，大约是在1939年2月初，即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让他赴欧洲的建议、并派高宗武赴日的前后，陈恭澍等才在徐先生的指点下，“找”到汪精卫的住所，开始执行监视任务，陈恭澍说：

“开头的任务祇限于监视汪某的行动和侦察汪某的活动，这段时间差不多历经四、五十天之久，到了三月初旬，才接奉戴先生指示，令我们作制裁汪某的准备，并切嘱在未接到‘制裁令’之前，不可轻举妄动。”

“戴先生”的指示十分婉转，只是说：“希作必要之准备，切切不可轻举妄动。”

对此，陈恭澍说：“至此，‘河内工作’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是在‘备战状态’下，静候一声令下。”

在“备战”中，一直被陈恭澍冷落在一边的余乐醒博士，终于得到表现的机会了，只可惜，他的建议，陈恭澍并不“感冒”。在许多年之后的回忆中，陈依然充满讽刺意味地说：

“自从接奉戴先生来电叫我们做行动前的准备后，余乐醒兄即跃跃欲试，他极力主张用‘软性行动’以达成目的。”

陈恭澍进一步解释说：“本来执行制裁工作所采取的手段，率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声武器’，指的是用枪械轰击，其二，是‘无声武器’，指的是用刀斧格杀或用毒药毒毙。这要看制裁对象的防卫情况和当时的环境而定。现在余先生的主张就是后者，这里姑名之为‘软性行动’。”

前面说过，对于制裁“敌人”，陈恭澍一贯讲究“明正典刑”，轰轰烈烈，总觉得既然是代表国家“判处某人死刑”，就应该“堂堂正正”，偷偷摸摸，不是好汉的行径。

况且，在制裁石友三一案中，陈恭澍吃了大亏，不仅连累了他人，还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因此，陈提起所谓“软性行动”，先就“气不打一处来”，可想而知，对于余乐醒的建议，从内心深处，陈恭澍就有一种没来由的排斥。他说：“如果用这种阴损的手段，即使侥幸成功了，外间亦必猜测纷纭，所予人的观感又如何呢？更何况它的可靠性因无法掌握而值得怀疑。”

然而，对陈恭澍而言，余乐醒既是他的老师，又是老大哥，直截了当地给驳回去，还真说不出口。陈说：“其实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可是又不能明显的表示我的反对，这也是一桩苦于应付的事。”

更重要的，戴笠派余乐醒来，本身就承担着进行“软性行动”的责任，这一层，陈恭澍亦很清楚：“事实上，我的反对可以说是多余的，老早就应该想到，戴先生之所以派一个化学博士来，在他的锦囊中原就有此一计；而余乐醒兄也一再表示，这就是戴光生付托他的最大使命。”

没奈何，陈恭澍想起了徐先生，戴笠临走的时候不是说，“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么，借他之口来打消余乐醒的念头，岂不甚好？

陈恭澍说：“只好就教于那位神秘人物徐先生，看看他的意见如何再说。”

“就教”的结果，令陈恭澍极为失望：“殊不料他也非常赞同此一做法，所持的理由也很单纯，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成败，顶多只能引起一些猜测，绝不致惹出太多麻烦。同时他自告奋勇，愿意替我们觅取适当的机会。”

一计不成，陈恭澍又生一计，他又去找“襄赞一切工作”的岑家焯游说，希望由他提出反对意见，谈话的结果，岑“竟长时间的保持沉默而不置可否”。

王鲁翘倒是坚决与陈恭澍站在一边，他说：“要干么就干个痛快的。”问题是王鲁翘说话没用，在“河内工作组”，还轮不着他发言。

这下陈恭澍是没有办法了，他说：“说真话，我始终对于这种做法不大热心，而事实上既拗不过乐醒兄，也只好姑且一试了。”

所谓“软性行动”，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下毒。余乐醒是学化学的，这是他的强项。事有凑巧，徐先生还给提供了一条下毒的“管道”——有一个送面包的人，可以进入汪宅。

于是，陈恭澍让魏春风买回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面包，捺着性子，和余乐醒共同进行了一次“注入”实验。

实验的过程，由于陈恭澍先入为主地对此持排斥态度，因此在回忆中，对余乐醒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此不再引述，反正最终是失败了。

对此，余乐醒也坦然承认，这招确实不行。然而，一计不行，余还另有后招。陈恭澍回忆说：“乐醒兄又提出另外一个办法，他问我有没有时间，以便他对于第二做法作个演示文稿，我不能表示不要听，可是心里真有点不耐烦。”

这个“后招”，我们暂且不说。

这边紧锣密鼓地进行“科学实验”，对汪精卫那边的侦查，陈恭澍也没有放松。在回忆中，他详细地描述了汪宅的外部环境：

“高朗街离着闹区并不远，但很僻静，属于高级住宅区。二十七号门前有一片草坪，界乎人行道与车行道之间，可供儿童游戏，也可为过路人歇步，不过平常却难得看见有人在草坪上停息或玩耍。街道宽阔，路上还植有一排棕榈，间中又突出几棵高耸的大王椰子，若从街道对面望过去，房子都被遮没了，什么都瞧不清楚。左邻右舍，住的多半都是外国人，其中当然以法国人居多。差不多每家都有自用汽车，所以每家的下层，或前或后，也都有车房。若从与高朗街交叉的路上，走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子，也可以绕到二十七号的后门，抬头往上看，每一层也都有窗户，可是秃秃墙壁上连一点攀援的地方都找不到。再沿着巷道往前走，却原来曲径通幽，东一弯西一拐的竟然转到另外一条街上去了。”

陈之所以费这样一大段笔墨，其目的很明显——在于说明客观环境对“侦查”的不利：第一，周遭比较“僻静”，不能在汪宅周围长时间停留；第二，“路上还植有一排棕榈，间中又突出几棵高耸的大王椰子”，所以从马路对面什么也看不见；第三，“秃秃墙壁上连一点攀援的地方都找不到”。

既然如此，那么承担这项艰巨使命的，只能是唐英杰，陈说：“有关侦察复勘之事，仍责成技有专长的唐英杰去执行，并明白的指示他，无论多么艰险，必须设法进入汪某宅内察看，如果实无可能，最低限度也要跃登房顶，以倒卷帘的姿式，加以窥探才行。”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39年3月19日。

前边说过，3月18日这一天，在香港的高宗武接到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的通知——日方同意由汪精卫出面“组府”。

仿佛是立竿见影，第二天，陈昌祖就接到了汪精卫的电报，他后来回忆说：“1939年3月19日那天，我在上海收到一封四哥发出的紧急电报，要我和妻子立即去河内。”

按：陈昌祖逃到河内之后一个星期，他的太太也带着孩子来到河内，陈回忆说：“不久，我被派与妻子一起前往上海，为四哥最终呆在那个城市，做些必要的准备。”

日本人头天应承了汪精卫，第二天汪精卫就叫陈昌祖回河内，这当中，恐怕不仅仅是巧合吧。

曾经有一种说法，即“河内遇刺”事件对汪精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促使他不顾一切地跑到上海去、进一步与日本人“合作”。现在看起来，持这种看法的人太善良了，搞“拧”了因果关系，事实上正相反。

也是在3月19日，“河内工作组”陈恭澍接到了戴笠发出的“制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