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36)

徐先生与陈恭澍之间，亦属于“交联”的关系，陈说：“至于徐先生是怎样与戴先生建立的工作关系，笔者则不得而知，而且在我们的惯常作业中，也不允许有此一问。”

其实，即便在当时，陈恭澍也已经对徐先生与方炳西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疑问。他后来回忆说：“我也好奇，心里猜想很可能是方炳西介绍给戴先生的，因为他和徐先生有小同乡的关系，可是为什么不叫方炳西去和他联络呢？这一点，始终是谜。”

遵照戴笠的交待，陈恭澍找到了徐先生，他后来回忆说：“徐先生平易近人，随到随见，一点官架子都没有，接待上也显得特别亲切，旁的不说，初次见面他就请夫人出堂招待，更一再留吃便饭，这么一来，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便容易谈问题了。”

在谈话中，陈恭澍特别注意注意了徐说话的语气，以判断他与军统的关系：“徐先生口头上不大提到戴先生，也不表明他与戴先生的关系如何，可是他却很喜欢用‘你们’这两个字，他之所以说‘你们’不说‘我们’，充分表明了他的立场，也就是说，他是以客卿的地位协助河内工作，和我们的机构并无隶属关系。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陈恭澍讲了自己的苦恼，请徐设法“查明此事的端倪”。

对压在陈心头的这块大石，徐似乎并没有感觉是多大个事，他“轻描淡写”地说：“这很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对此，陈颇为狐疑：“他去问谁？‘他们’又是谁？不会是汪精卫和他左右吧？我是以非常庄重的态度提出问题的，相信徐先生绝不致轻忽至此，那么所谓的‘他们’，一定是另有所指了。”

这时，徐先生似乎看透了陈恭澍的心思，于是“坦率而又诚恳”地说：“你们人生地不熟的派到此地来，可以想见的必然会遇到许多不方便，我当然愿意协助你们，不过也只限于幕后而已。万一传言出去说是有我参加在内，那就糟了，所以要请你们谅解这一点才好。总之，我做得到的一定做，还请放心。”

对此，陈自然没有二话，于是请徐指定一个人，作为彼此之间的联系人：“我们商量下来，共同认为今后如无必要，以少见面为佳，最好请徐先生指定一个人或介绍一个人从中联系，作为我们之间的传达者；其次，能够在电话中说的，无妨打电话，非当面商量不可的，那也只有见面了。同时，徐先生也答应由他负责物色一个人，作为他进行此事的助手。”

分手之际，徐与陈约定，当天回话。

徐不愧是信人，当日下午，徐果然派来一位“曾先生”，带来了汪精卫的消息，这位“曾先生”，即是徐与陈之间的交通员。

更出人意表的是，这位曾先生，居然是陈恭澍的故人。陈回忆说：

“曾先生，福建人，三十多岁，大高个子，瘦长条子，性情和缓，慢条斯理，是属于奉命行事那类型的人。在徐先生尚未介绍曾先生和我认识之前，我和曾先生已经是熟人了，因为我们在一起聚会过。曾先生不但是徐公馆的座上客，也是徐先生的手下人，他有一样好处，就是有极强烈的责任感，只要有事托付他办，他一定有交代。”

陈听了曾转述的情况，因兹事体大，又与曾一同折回去，意思是要听徐先生亲口说，才能放心。

徐首先告诉陈恭澍，汪精卫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并说：“汪先生的确是有离开河内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向当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说明；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汪本人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也就是说想走，可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走。至于准备到那里去，据透露，是先到西贡再搭轮转赴法国。是否去香港或日本，他们并无所知。”

徐先生的话，说得清清楚楚，但在陈，却有一重重大疑问，这也是一个情报人员所必须要搞清楚的，即情报的来源，否则无从判断其准确性。陈恭澍说：“我们谈到这里，我可要发问了，非问不可，否则，即使得到全部答案，仍然有欠完整，那就是‘来源’问题。”

于是，陈恭澍以尽可能委婉的语气，拐弯抹角地向徐提出了他的问题：“徐先生是从那里得来的，其中包括：是谁说的、发言的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会知道、他和徐先生有什么关系。”等等。

对此，徐表示理解，“把他所了解的以及接谈的大概经过，全都讲给我听了，合情合理，我很满意。于此，我可以判断出有关汪精卫是否即将离此他去的情况，其确实性和可靠性是勿庸置疑的了。”

同时，陈恭澍也搞清了情报的来源问题：“原来徐先生一语双关的‘他们’，所指的都是一些外国朋友，也就是提供情报资料、解答汪精卫动向的那帮人。”

陈恭澍问完了，该徐先生发问了。

果不其然，徐问了一个陈恭澍最怕他问的一个问题：“汪先生的动向，你们应该很清楚才对，而且他和中央经常有联络，最近党政各方面也曾前后派过好几次人来，你们都不知道？”

徐的问话，令陈极为尴尬，因为这也是令他本人同样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年以后，陈恭澍在回忆中提及此事时，依然感慨地说：

“再说到我们奉戴雨农先生之命调派到河内工作后的一段短时期中，虽奉令监视汪某的行动，并搜集有关汪派的活动；可是这两样事，我们一样都没有做到家，除了前文说过的之外，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连重庆派来与汪某洽谈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至于来人中有谷正鼎先生等等，那都是在其它资料中看来的。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那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对此，陈在回忆中自我解嘲地说：“为什么一方面要派人监视他，而另一方面又派人劝说他，而这两方面却是相互隔离，其间竟毫无联系！这倒也简单，监视他的属于情报活动，明说就是特务工作；劝说他的可视为政治运用，应列入现代的‘政战’范围，两者各司其事，再由上峰提纲操纵以总其成。进一步解释，这里面还分有高下明暗的层次，干特务工作的是基层，也是下层，是暗的；从事政治运用的，较为高级，可名之曰中上层，是明的；然后才是发号施令的高阶层。”

这是陈恭澍几十年以后才悟出来的道理，当时并不理解。因此当徐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时，陈心想：“这又怎么说才合适呢？徐先生是不晓得我们所处的地位，如果他略有了解，也就不会这么说了。”于是，陈只好“诚恳”地对徐解释说：

“我个人的确不知道，戴先生之所以查询这些问题，想必一定有他的用意，照我的看法，很明显的是在查证汪某是否真有离开河内的意思，若果是有，当然更需要知道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这都是实话，毫无虚伪，以后像这种情形还多得是，请徐先生谅解才好。”

陈恭澍说的确是实话，他后来回忆说：“自从与驻在河内的特殊人物徐先生接上头之后，情况大为改善，以前想要知道而无法知道的，现在已经打开门路，可以说柳暗花明，从茫无头绪中，找到了一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