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35)

令人感到十分滑稽的是，作为“中央”的代表，谷正鼎能够循官方渠道，十分顺利地找到汪精卫；而奉命对汪等执行“监视”任务的陈恭澍，却根本不知道汪精卫“匿居”何处！

陈恭澍回忆说：“当我们接受任务之初，真不知道汪精卫确实住在什么地方。得来的情报资料，因为不具基本了解，所以也无从加以判断。有人说他是隐居在一个无名的小岛上；也有人说他在铁路饭店或大陆饭店辟有房间，而河内的大饭店却都是用外文标示名称的，一时也无从寻起。此外，河内也有华侨经营的中小型旅馆，那都是中国式的，不是佛照楼，就是海陆通，查遍了各处，挂中文招牌的旅馆中，没有一家叫做‘铁路’及‘大陆’的，而汪某也绝不会在这种地方。又听说汪某到了河内之后，就寄居在朋友家里，所谓的朋友又是谁，也弄不清楚；再查，说是姓朱，一说是先烈朱执信的旧居，一说是亡友朱培德的别业，像这种有头无尾的消息，怎么能确定汪某到底住在哪里？连住在那里都弄不明白，还谈什么‘监视’。”

在这里，请大家注意前述谷正鼎的回忆：“我到河内以后，就住进一家旅馆。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请总领事代我找曾仲鸣。下午我跟曾仲鸣见面了。”

前面说过，中国驻河内的总领事即许念曾，戴笠将方炳西安插在领事馆，许念曾是知道的，且许本人日后也成为军统干部，那么许念曾知道的情况，戴笠不可能不知道——换句话说，戴笠明知汪精卫在哪里，却偏不告诉初到河内、两眼一摸黑的陈恭澍，让他自己去“瞎猫碰死耗子”，是何用意？

这是河内刺汪的第一桩蹊跷事，且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戴笠的哑谜还在继续——正在陈恭澍一筹莫展的时候，戴笠来电：“据报，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或径行去欧，是否有此迹象，速即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

如果以常人的眼光来看，戴笠此举，已经有点故意拿人耍着玩的意思了。陈恭澍说：“我们连汪某的边都还没有摸到，又何从查复？苦在既不能对上级实话实说，也不敢随便乱说，可又不能不复，太为难了。”

这不是活活地要人命么！

没办法，陈恭澍只好请来余乐醒、岑家焯、方炳西、王鲁翘等人进行“会商”，结果，“谁也提不出具体意见解决此一现实问题。”

方炳西的公开身份，是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的秘书，以常理而言，同样应该清楚汪精卫一伙的居停。到了此刻，陈恭澍遇到了天大的难题，他依然咬死了不说，那就只能有一种解释——奉命而为。

奉谁之命？当然是戴笠！

所以为什么说陈恭澍的这本《河内汪案始末》，其中不尽不实之处甚多，这当中，有些可能是陈恭澍觉得不能说二隐去；有些，则是他真的不知道。因为显然有太多的事情，戴笠在循着另外一条工作路线在进行，而这条路线的关键棋子，就是方炳西！

万般无奈之下，陈恭澍决定暂时“不覆”。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处理事务的原则中，有问必有答，绝不容许拖拖拉拉，借故搪塞，甚或搁置不理；像这么要紧的事，哪里可以不了了之。在我预定的‘暂时’，暗忖设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仍然得不到具体答案，届时也只好据实陈明了。”

问题是，万一在这个时限之内，汪精卫离开了河内，这事可就麻烦了，陈恭澍暗自“揣度”说：

“上级可能谅解我们人手不齐，部署未周，予以申斥后，再视事态之发展而定今后的工作步骤。假如汪某已经去了香港，除了将主要任务交赋驻在香港的单位接替之外，也许从我们几个人中指定一两个跟踪到香港去；若是去了欧洲，大概就会告一段落，暂作罢休，不再追究责任；”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汪精卫逃脱樊笼，去了日本，那陈恭澍的罪过可就大了：“万一汪某到了日本，监视他行踪的作用完全消失，那就不同了，我们将会调回重庆，个别加以检讨，这当然以笔者的责任最重，实际上也应该由笔者负起全部责任。”

至于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陈恭澍想了很多：“在臆断中，届时笔者将会受到两种轻重悬殊的处分：轻，责备两句而已；重，立卽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我们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刑之罪。想想看，真是不寒而栗！”

戴笠似乎猜透了陈恭澍的心思，很快又来了第二封电报，陈回忆说：“正在为了查复汪某的行止而茫无头绪之际，戴先生又来电报催询联络徐先生的事。”

在电报中，戴笠还特别提示陈恭澍：“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谘情办理。”好像在说：汪精卫躲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呢？

“徐先生”就是戴笠离开河内之前，指示陈恭澍可以与之“洽商一切”的那个人。

陈恭澍恍然大悟，他说：“我想这就是一个提示，这么多年了，怎能体会不出，所以连忙去看徐先生，当面要求设法查明此事的端倪。”

许多年之后，陈恭澍回忆此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这里值得特别一记的，是一位特殊人物的登场。他之出现于我们的工作中，无论怎么说，也都带着几分神秘色彩。此君也就是戴先生临走之前，指定由我亲自前去联络，不准另派其它工作同志去找他的那个人。此君的真实姓名及身份地位，经过仔细考量，又和几个知交的朋友交换意见后，乃决定略作保留，还以不明白道出为宜。其实这中间并没有什么隐私，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家的体面着想而已。不过，他的一切作为仍然是真情实事，毫无假托。读者只须稍为留点意，文中自有蛛丝马迹可寻。这位特殊人物，我们假定他姓‘徐’，名字可以略掉了，以下再提到他，就以徐先生称之。

陈的这番话，说得也很“学问“，明着的一层意思是说：在当时，他还不知道“徐先生”的真实情况，但此后已经搞明白了，只是出于某种需要，不言明他究竟是谁。

还有暗的一层意思：“其实这中间并没有什么隐私，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家的体面着想而已。不过，他的一切作为仍然是真情实事，毫无假托。读者只须稍为留点意，文中自有蛛丝马迹可寻。”

在这里，陈恭澍也在跟我们打哑谜，显然是说，你们如果多用点脑子，自然能对这位“徐先生”究为何人，猜个“八九不离十”。

在回忆中，陈恭澍介绍了“徐先生”的情况：“‘徐先生’，江苏籍，如果没有记错，那就是无锡人，那时约莫四十多岁，曾在欧美留学，听说是学政治经济的。此君生的是五短身材，体形粗壮，戴深度近视眼镜，操普通官话，光看外表，不知道是干那一行的，与之交谈，气势豪迈，一点书卷味道都没有，又很难想象他原是个文人。”

似乎是有意地为读者提供一些“线索”，陈恭澍进一步透露了“徐先生”的背景情况：“可别低估了他的公关作用，他虽不是闽粤人，却在当地的华侨社会里，广受人们的尊重，甚至于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琐碎事，也非找他不可。还有一层，徐先生不仅和法国驻在河内的官员们颇有交往，而且与法国籍的丨警丨察总监尤为熟稔，且不时举行酒会或舞会以增进感情。类如这些个社会关系，也正是我们借重徐先生的地方。”

话说至此，大家想必都应该知道“徐先生”的真实身份了，惟不必明言，一来呢，并不十分肯定，因为那只是我们的推测；二来呢，有些事情说破了就没有意思了，陈恭澍憋了四十多年都没有说，我们自然也以不要辜负他的这番“美意”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