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34)

高宗武回忆说：“二月下旬，我到了‘蝴蝶夫人’的故乡长崎。”高已经与日本人约好，打算从这里去东京。

按：高的回忆在时间上有误，他应该是在2月6日到9日之间到达日本的。

来接高宗武的，依然是他的“老朋友”犬养健。犬养后来回忆说：

“二月上旬，高宗武突然来告诉我说：‘过几天，我要去一趟东京。有人到长崎来接我。’这件事对于影佐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近卫首相突然辞职之后，平沼内阁意外地出现，影佐没时间及早再次去香港。结果，以去长崎县厅方便为由，决定我去接，而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使用冒名卧铺票。”

犬养赶到长崎，接上了高宗武，旋即陪同他乘飞机转往东京。犬养说：“这架飞机是专为接高宗武而等候在福冈的雁之巢机场的。与上次相比，日本政府这次对高的接待大不相同，显得更加隆重了。”

对此，高宗武说：“我从长崎乘坐美国罗克希特的新飞机飞往东京。日本人要利用你的时候，会非常客气，向你九十度鞠躬，满足你任何要求。”

在飞机上，犬养健问起高宗武的来意。高说：“噢，是对平沼内阁的实地考察呀。影佐早就告诉我说，即使新内阁产生，其方针也不会有所改变，但我还不太放心，这次独自到东京来，想实地考察一下新内阁的诚意如何。汪先生嘛，老实说，因为他只信赖近卫先生，听到总辞职感到非常失望。”

在谈话中，高宗武说：“我这次来，要商洽一件非常重大的事。详细情况等到了东京再说。总而言之，虽然汪先生的和平声明特别给两广方面的人以好感，但还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响应。答应响应、但没有公开站出来的人相当多。我想，是否有必要以日本的军事行动来进行一下刺激，使之鼓起勇气?可是，如果这属于纯粹的军事问题的话，如何劝说影佐先生就非常关键，你看怎样?”

高宗武的意思是说，因日本政府对军方的影响能力有限，因此，需要作为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的影佐祯昭能够发挥作用，劝说军方用“军事行动来进行一下刺激”。

对此，犬养健有同感。他回答说：“是啊，日本有个统帅权的问题，挺麻烦。不巧，影佐荣升为陆军省的军务课长，已经不是参谋本部的人啦。不过，他会老练地处理的。我想，参谋本部当然也要有个下一步作战计划，那么，与这个计划相协调是很关键的。”

上面这些对话，反映了高宗武到日本来的目的，以及他对“和平运动”的真实看法，非常重要，但偏偏高在回忆中，没有写这一段，因此以上高的说话均出自犬养健的转述。

按：因高在写这篇回忆的时候，已经脱离了“和平运动”，那么，在事后的记述中，如果用些“曲笔”，也是人之常情。

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在“和平运动”付诸实施之前即“重光堂会谈”之前，高宗武与犬养健的回忆，基本是对应的；而在此之后，高宗武的回忆，要么略去最重要的部分，要么在叙述自己内心活动的时候，与犬养健转述他当时的发言，全然对不上号。

因此，在下面这个阶段中，高宗武和犬养健的回忆，会让大家产生一种“各说各话”的感觉，如何辨别，大家想必会有自己的判断。

为了保密，犬养奉命将高宗武送到了日本的旅游胜地箱根，他说：“由于这次高的身份不同于上次，很容易惹人注意，因此，政府把箱根的富士屋旅馆的一幢四层楼房全部租下来，供高宗武住用。高宗武与我住在三楼中间的相邻的屋子里。影佐为了便于与东京保持秘密的电话联系，选择了二楼的屋子。”

从这里开始，高宗武开始回忆了，他说：“由于我还没有完全从两年前的病痛复元，我被驱车送往箱根湖一家昂贵的旅馆。旅馆主人以盖旅馆大楼报效国家。头一个礼拜。我每天同退休政治家的儿子或孙子们谈话。这些年轻人曾经是‘自由派’的领袖人物，我们相处融洽。也许，日本军方想利用这些和蔼可亲的青年人的‘自由主义’设置一个陷阱来探测我的弱点。”

许多年之后，高宗武回忆说：“这个礼拜可说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个礼拜。我每天问自己：‘为什么日本人一边在屠杀中国的士兵和百姓，一边又如此招待我?’过去我在中国和日本人谈判，有时候觉得是在与虎谋皮；现在，我发现我正深入虎穴之中。”

按：高宗武是留日的，“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但他的这本回忆录，却是用英文写的，翻译成汉语的书名，就叫做“深入虎穴”。

犬养健回忆说：“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拿起小田原迟迟才送来的东京报纸一看，我不由瞪大了眼睛：上面不是刊载着蒋介石就日军在海南岛登陆事件而发表的公开谈话吗?这个谈话，贯穿于日华战争的几年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马上从隔壁把高宗武找到我屋子里。”

按：日军攻陷海南岛，是在1939年2月10日。次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表示：“敌犯海南岛，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

就此，犬养健和同来的影佐祯昭征询高宗武的看法，犬养健转述高的话说：“这个事嘛——蒋先生终于下决心使英、美卷入战争当中。依我看，蒋先生渐渐乐于搞起抗战来了。开始时他还有点儿悲观犹豫，后来，日军接连地挑起事端，造成世界性反日舆论，因而蒋先生也逐渐振起精神，正是在这时，日军占领海南岛。蒋先生以他对于国际形势的敏锐观察感觉到：‘这回可好啦，日本终于冒险南进了！’蒋的这一企图是颇为有效的。”

在此期间，就所谓“是否有必要以日本的军事行动来进行一下刺激”的问题，高宗武与影佐祯昭进行了“沟通”。犬养健回忆说：“谈话涉及到纯作战的事时，连影佐也有不便回答之处。对于高的请求，影佐先委婉地表示让自己的部下臼井中佐调查一下。”

按：“臼井中佐”即臼井茂树。亦是日军中的所谓谋略专家，日后，曾参与“桐工作”。

对于高的期盼，臼井直截了当地回应他：“参谋本部的作战部这个地方，是最讨厌接受他人发号施令的。

住了几天之后，由于高宗武的行踪为记者侦知，无奈转往东京。此后的事情，就只有听高宗武一个人的了。

在东京，高宗武拜会了不少人。高说：“我觉得我和许多重要人物的谈话，有五次谈话值得记录下来。这些谈话将说明为甚么我要写那样的报告给汪。”

这五个人是：首相平沼骐一郎、前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和前外相松冈洋右。

从高宗武的回忆看，对于这几个日本人的谈话，他几乎都抱着批评的态度，在谈话中多次出现针锋相对的情形，并在事后报以辛辣的讽刺。尤其是对板垣征四郎和多田骏。比如：

“板垣啜一口茶，发出有礼貌的响声，说了一段除日本人外人人都听得出的谎言：‘日本没有攻击中国，日本是在和反日、亲英、亲美的中国政府作战。消灭中国政府，日本就可基本上解决它的问题。’”

“板垣痛苦地吸一口茶吞下去。‘我很惊奇连你都有这种说法。只要中国跟日本无条件地诚恳合作，日本就会很容易地表现出她非侵略的态度。’日本有句谚语：‘欲想当老大，须有三分笨。’这可能是从板垣进化而来的。”

“与许多我曾经谈过话的日本人一样，板垣完全忽略他说词中的历史事实和真相。他好像完全没有料到我有日本在中国活动的一手资讯。他可能和一些第一次来到东方的无知西方人谈过话。这显现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将领的心态的可怕。东条后来可能更有权力，但他的心态并无不同。经过了多次这种经验，我得到结论，说这种论调的日本人并非有意说谎，而是他们实际上相信这种谎言。”

“多田表示他同情中国，一个被他和他的同僚抢夺蹂躏的中国。他当然没有承认这一点。听到过他在华北的蛮横行为，我很惊奇他有理的谈吐和斯文的外表。他说：‘中日战争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真是远东的悲剧。’”

高宗武总括评价说：“这些人在与我谈话时似乎都保持最好的风度，我特别感到板垣和多田说的某些违背良知的、企图安慰我的话。他们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参加他们，但谈到实质的条件时都会转换话题。他们保持高尚计划的‘原则’。这都是战前他们在南京谈判时用的技巧。很明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至少他们很团结：他们企图控制汪精卫，利用他为武器，逼迫蒋介石谈和。如果他们没法达成和平，那么为了日本在海内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为傀儡。”

1939年3月16日，高宗武从日本返回到香港。他后来回忆说：“由于我旧病复发，我没能直接去河内。我把报告交给汪夫人坐飞机带往河内。报告详列我的谈话。另外我报告汪，所有日本人，包括了我的密友在内，都承认他们的中国政策错了，而如果有人能够诚恳地与日本交涉，所有问题都容易解决。”

在报告中，高宗武说：“我的东京之行显示，日本还在使用从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时的旧技巧，一点都没变。实际上他们做的比从前更差，因为胜利撑大了他们的胃口。”

对此，高宗武的对策是：“从这时起我想方设法劝汪中止与日本人谈判。我看出来日本人所有的允诺只有一个目的：要汪当他们的傀儡。”

按：高宗武在回忆中略去的一个重要事实是：1939年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通知高宗武，日方同意由汪精卫出面“组府”。

汪精卫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