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33)

就在谷正鼎离开河内的几乎同时，汪精卫召回了香港的高宗武。

自从1938年6月蒋介石被蒋介石斥为“混蛋”之后，高宗武一直在香港，只是中间去了一趟上海，作为梅思平的谈判“副使”参与了“重光堂会谈”。也就是说，这位第一个促使汪精卫“出山”搞“和平运动”的策动者，已经半年多没有见到过汪精卫了。

当然，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高宗武回忆说：“我在香港的时候，汪精卫还在重庆为出走越南的计划踌躇不决。他发电报询问我的意见。虽然我曾经帮助他和近卫公爵沟通，我仅仅回答：‘我不能建议你做什么。’”

如果高宗武说的是实话，那么，他的态度是极不正常的——高是参加过“重光堂会谈”的，现在，对于汪根据会谈结果而必须进行的“出走”，居然持如此消极的态度，不知道汪精卫在当时有没有产生什么疑问。

高宗武回忆说：“汪和一批人到达河内两三天之后，由于河内的电讯设备简陋，汪夫人和三个人带着一篇准备发表的电报稿到了香港。电报正文发给国民党党部和中华民国政府，副本发给香港、上海和重庆的报纸。汪亲笔起草这封电报稿，严格交代不可增删一个字。”

与顾孟余一样，高宗武也曾经对这两份文件产生异议，他说：“由于我不在河内，没有参与电报拟稿，但我非常不喜欢这篇电稿。电文中完全没有要求日本作出任何具体承诺。譬如说，汪应该要求近卫就战后日军撤兵的模糊允诺，给予具有确切撤兵日期的承诺。我们打电报给汪，请他就电文再作考虑，但是汪坚持电文一字不改，迳行发出。”

高宗武说：“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一)汪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造成汪对蒋的痛恨；(二)连汪的和平运动同情者都批评那封电报。汪获得民众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

根据汪精卫的要求，2月1日，高宗武来到河内。高宗武说：“此时的汪，一条腿上了石膏。原来他走路不小心跌倒，造成轻微骨折。他显得非常忧郁。”

此时的汪精卫，刚刚送走谷正鼎，“中央”还没有把事情做绝。目前的汪精卫，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是去欧洲“喝鸡汤”，这也是蒋介石最希望他走的路。对蒋而言，汪已成“死老虎”，从他发出“艳电”那天起，汪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放他去欧洲，让他“写写文章，发发电报”，正好示人以宽厚，可谓惠而不费。对汪而言，如果立刻离开河内，远离“是非之地”，也算没有糊涂到家，悬崖勒马、“幡然悔悟”，日后，也许大家还有见面的余地。

二是跟着日本人，“一条道走到黑”。果真如此，对抗日大局、对汪本人都没有任何好处。因此蒋介石特地警告汪精卫：“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第一条路，汪精卫显然不想走，事实上亦不能走。对于汪精卫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来说，不论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要做了，就没有后悔那一说。否则，丢了“革命元勋”的光荣历史、丢了国民党副总裁，跑出来搞“和平运动”，给别人骂一顿又缩回去了，岂非“唾面自干”！不是吃饱了撑的？

既然第一条路不想走，那么就要考虑第二条路，问题是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态度，“重光堂密约”谈好了的事都能推翻，近卫也下台了，政府又左右不了军方，谁知道这些日本人是怎么想的。

现在汪精卫最想知道的，就是日本人的“真正态度”。因此，见到高宗武，汪精卫问他最多的，就是：“我能相信日本人吗?”对此，高宗武每一次都回答他：“他们说的东西只有四成可信。”据高宗武回忆，有一段时间，汪精卫甚至打算自己去一趟日本。

汪精卫去日本，显然不现实，那么很显然，只有高宗武替他去。高回忆说：“汪坚持我去一趟东京，我无法拒绝。他当外交部长时我是他的部属；过去数年来我一直是他的日本事务顾问；他待我极好。再者，我是他的七位亲信中唯一能够做这件事的人，我深知我绝不会为国家带来更多的困难。”

另外，汪精卫对高宗武的依赖，语言是一大方面，虽然汪本人就是留日的、周佛海也是留日的，但他们的日语，仅仅停留在日常会话的程度，谈正事是不行的。高宗武说：

“不错，汪曾经在日本留学，但委员长和其他政府高官也曾受过日本教育。汪在日本时曾参与推翻满清的活动，因此不可能专心读书。事实上汪读日文不灵光，会话仅限于一般吃饭喝酒的废话，别人说的倒还能领会一些。他当外交部长跟日本人谈话的时候，我经常是他的日语泽员。”

据日本方面的情报称：“高宗武于二月一日到达河内。从一日至五日，每天以七、八小时进行讨论。”讨论的核心是“汪本人应不应该出山拯救国家和民族”。

最终，汪精卫与高宗武筹划出三个“协商方案”：

“第一方案，日本和蒋介石妥协，本案对收拾时局最宜，只要日本承认便可。本人和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不能共事，但个人将尽最大的努力促成之。”

“第二方案，以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及其他实力派负责中国之统一，如果认为可以，自己则以在野之身积极加以援助。”

按：上述两个方案中，“本人”、“个人”、“自己”均为汪精卫自称。另外，在这两个方案中，由于汪均处于从属地位，因而极简略。

“第三方案，如果日方认为以汪兆铭为收拾时局之最恰当之人，则以下列条件作为方针加以妥善处理：”

以下一共包括五个步骤，有些规定相当详细，如：

“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再建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和重新建设军事，全部由同盟会予以实行。军事建设的目标是十二个师。师的编制由过去的部队重新编成。”

“日本军迫近西安、宜昌、南宁时，再次发表声明。声明的重点是：过去的声明是采取对蒋介石建议和平的形式，相反地，这次的声明，汪毅然声明自己愿当收拾时局、实现和平的负责人(时间要看日本军的作战情况，四月中旬或五月前后)。”

“中央政府的建立：以‘双十节’为期，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同时解散同盟会。马上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其人员吸收在新中央政府机构中。”

“以平等、对等为前提，和日、满密切提携，即具体实现日、满、华共同体。”

至于“汪今后的行动”，方案称：“现在仍住原地，南京建立政府时，将乘军舰进南京。”

另外，高宗武回忆说：“汪要我带几封信给日本领导人物。他在信中说，过去日本经常食言，逼使中国人决定为国家的生存奋起反抗。然而，如果日本真的想改变政策，为何两国不能找出一条出路?”

按：这些人包括：首相平沼骐一郎、前首相近卫文磨、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

对此，高宗武认为：“汪写这些信，内心的确相信他是为了中国和日本的最高利益，因为他不能使自己摆脱在中国彻底毁灭之前，两国还有可能恢复和平关系的期待。”

最后，汪精卫与高宗武约定，在得到高的确切回复之前，“他不会有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