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32)

另外，据“用五”的日记记载，在与谷正鼎的谈话中，汪精卫仍对于“中央”的处分耿耿于怀，称：“中央应先讨论他的主张，如经一致否决，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

“用五”还说，汪精卫认为“党内同志”对他“缺乏信心”，“既不知拥护他的主张，亦不能和他共同进退。”言下之意，对留在重庆的汪派人物极为不满。

按：“用五”即前面提到的行政院参事陈克文。

陈克文，1898年生，字用五，广西省岑溪县人。

1919年，陈克文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即中山大学的前身）。毕业后，陈由他的岑溪同乡甘乃光援引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甘乃光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即以陈克文为秘书。

甘乃光是岭南大学毕业生，学经济的，后来成为当时少见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同时也是文书档案管理专家。1924年，甘乃光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5年5月任农民部部长。

1926年3月，由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即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办到第六期，甘遂聘请刚刚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毛泽东为农讲所第六期负责人。在此期间，毛泽东与主持农民部日常工作的陈克文多有书信来往。

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同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的邓演达、毛泽东和陈克文三人，提出并经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在宣言中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的观点。

宁汉分裂以后，陈克文曾短时间地代理农民部部长，随即去职，赴欧洲游历。

此后，陈克文成为汪精卫的追随者，并参与了“改组派”的活动。在此期间，陈克文也曾经担任过《南华日报》负责人，为汪主持宣传工作。

1932年，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陈克文任侨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1935年任行政院参事。

通过陈克文的日记可以发现，在汪出走之前，确曾有一大批的追随者，当然都是文职官员，没有一个军人。因为汪曾任行政院长三年多，这些人，多是行政院的中、上层官员，比如甘乃光、陈克文、曾仲鸣等等，当然也包括陈春圃这些亲戚，经常去汪精卫家聚会，甚至汪不在家，也要去看看陈璧君，听她的“教诲”。

这些人都是打心眼里佩服汪的革命历史、以及其人格魅力、也包括才气——而聚集到他身边的。

陈纪滢说：“汪的晚节欠贞，但当年国父中山先生倚他为左右手，自有原因。二十多年，他一直在党内身居高位，当然也必有所长。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我们虽痛惜其未能全节全终，但何以当年屡膺重寄，能够位居副总裁之尊?为研究一个人的一生，似乎也不可完全忽略。

陈纪滢在研究汪精卫投敌这段历史的时候，也采访过当年汪的那些追随者们。他们表现出来的，对于落水前的汪精卫，的确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纪滢说：“根据四五位与他有多时交往的委员的意见是这样：汪对人热诚，无论见什么人，都可以使对方觉得他很亲切，没有官僚架子。他的言谈与外表都很能吸引人。他的口才好，擅长演讲，音色美，极富煽动力。他演讲从不预先准备讲演稿，可是讲完之后，如果记下来，不需增减，就是一篇美丽动人的文章。有一位委员说，汪精卫当年代总理中山先生所写的遗嘱，胡适之曾批评过，‘不可易一字’就可见一斑。”

有人回忆了“扩大会议”时期，汪到天津“发动民众”的情形：

“天津工商、妇女、青年各界都请他去讲话。汪不管对哪界人讲话，都头头是道；无论长短，记下来便是一篇好文章。他的话可一字不改就成篇。譬如十九年扩大会时期，一群人跟随他自天津到北平。在花车之内，几位重要委员说今后要发表一篇宣言，请大家贡献意见，以便采纳。于是东一句、西一句，等到大家的话讲完了，宣言已由汪拟好；而且意思周严，文词婉转不须更改，便是一篇堂堂正正极完整的对外声明。”

还有人说：“当年汪常邀他们若干人到他公馆，有时是谈天，有时是谈正经事。无论怎样，汪有一种才华，可以把每个人的谈话，纳入他的随便记事内。他也往往于谈话结束时，宣读他的记事。他的记事，令人觉得自己的话都已包括在内，却变成了公共的意见，并由汪自己的一种文字表达出来了。而这种记事，往往就是一篇完整有内容的好文章。”

当然，也有人说：“汪这个人聪明，热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跟一个职位很低的人，都称兄道弟，弄得你非常舒服。但是他背后讲你什么话，就难谈了。”

这个看法，与李宗仁的看法类似，李在回忆录中，曾经极鄙视地说：“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暖。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

因此，李宗仁评价汪精卫为：“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燥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

在陈纪滢的采访中，大家认为：“汪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时，他的确不高兴。他原打算不就，还是好多人竭力劝他，他才屈就。以汪的意思，可不设总裁之位。”

这时陈纪滢问：“假使那时选他为总裁他怎样主张呢?”

某人答道：“大概他自忖得不到，所以才主张不设。”

还有某人告诉陈纪滢：“谷正鼎委员去河内以前，在渝部分汪派人物曾举行一个临时聚会，大家都以汪出走为遗憾。他们叫谷氏告诉汪说：‘对内，我们无条件拥护你；对外，我们无条件拥护中央，现在是对外。’”

因此，除了曾仲鸣以外，汪的众多“粉丝”们还真没有几个跟他落水的，头面人物中，只有一个陈公博，还是后来出于“义气”去的上海，最后陪汪精卫送掉了自己的一条命。

陈克文也是在此时与汪精卫决裂的，当时他还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提出了7个问题，请汪“明示”：

一、在现时情势之下，与敌言和，能否保存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不致重蹈朝鲜琉球之覆辙？此为最可忧虑之点；

二、艳电主和乃响应近卫甘二日之演说，是近卫演说之后，始有谈和之可能，而近卫演说之前，先生已先行离渝，离渝与主和是否两事？

三、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应向中常会或国防最高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电向中央建议，何以艳电迳行在港发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四、民十六，先生反对清党与特别委员会，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至有“党纪先生”之雅号，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于党纪竟毫未顾及？先生何以自解？

五、广州武汉方相继沦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果将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

六、战不能无备，和亦非空言可致；先生主和，有无具体计划？否则不免徒乱人耳目而已；

七、或者明知和谈不能成功，亦无任何具体计划，只为良心所安与责任所在，遂不暇计及成败毁誉，亦不问手续之是否合法，遂毅然出此；果属如是，亦请示明。

然而，此时的“汪先生”已经无暇回答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