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31)

别看只是替蒋介石传句话，这个事还不是谁都干得了的。

第一，这个人必须跟能跟汪精卫“过”得上话。因汪参加革命的厉史太早了，那是“先总理”赏识的人，如今虽然一条腿已经落到水里，但“千倒万倒，架子不倒”，不是谁都“配”跟他谈话的。

第二，真要是弄个与汪身份相捋的，比如像吴稚晖、李煜瀛这样的，反倒坏事。因为汪见了他们，可以毫无顾忌。人都是这样，遇上跟自己身份地位差不多的，反而可以脱略形迹。前面说过，蒋介石要选总统的时候，吴稚晖就曾受蒋之托，去劝胡汉民，结果被胡骂得狗血喷头。况且，汪精卫素以言语便给著称，派这等“老朽”去了，只有挨骂的份。

所以，派去的这个人，一方面与蒋不能太近，同时跟汪又不能太远。

经慎重考虑，蒋介石选择了一位出乎大家意料的“使者”——谷正鼎。

谷正鼎，1903年生，贵州安顺人。

民国时的贵州，还是个相对比较闭塞的省份，但是，这里却出了不少当年的风云人物，何应钦不消说了，王若飞也是大名鼎鼎，还有那位艺术家气质极为浓厚的政客张道藩，祖籍也是贵州的。

说起安顺的“谷氏三杰”，素以“一门三中委”而著称，比起“宋氏三姐妹”不遑多让。

三杰当中的老大谷正伦是军人出身，且资格极老，曾先后就读于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和“陆士”，也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护法战争。孙中山病逝以后，谷正伦进入湘军，并随湘军参加了北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命谷正伦组建宪兵，1932年2月，宪兵司令部成立，以谷正伦为司令，因此，在国民党内，谷正伦素有“宪兵之父”的称号。

与他们的军人长兄迥然不同的是，三杰中的老二谷正纲和老三谷正鼎，都是搞政治工作的。

谷正纲和谷正鼎年龄相仿，经历也差不多，都是很早赴德国留学，跟着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蒋经国等人都是同学。

北伐军兴，谷正纲和谷正鼎相偕回国，在部队中搞政工。

谷正伦是以投靠蒋介石起家的，他的这两位令弟，却与其大异其趣——二谷和三谷，都是“改组派”的，都曾经反蒋。三谷甚至还因为参与改组派的活动坐过牢。

1932年，蒋汪合作，二谷和三谷也随之时来运转，谷正纲任组织部副部长，谷正鼎则在汪系控制的铁道部当总务司司长，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就是汪派大将顾孟余。

在1935年的“五全大会”上，谷氏三兄弟同时当选“中委”，一时传为佳话。

抗战军兴，谷正鼎改任西安行营第二厅厅长。

考虑到谷正鼎与汪精卫的历史渊源，又是小字辈，派去“看望”汪精卫，再合适不过了，汪不会跟自己昔日的“弟子”一般见识，不至于一去就给骂出来。因此，蒋介石特地将谷从西北召回，作为自己的“专使”，去河内传话。

谷正鼎的河内之行，许多年以来众说纷纭，有鉴于此，1974年，陈纪滢特地对谷正鼎进行了专访，并一并收录于《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系列回忆录中。

陈纪滢说：“关于汪兆铭在河内发表艳电后，中央以开除党籍处分，但后来又派谷正鼎赴河内给他送护照一事，我在写本文期间，为证实这种报导，曾与谷委员有一次谈话。我先请他澄清他究竟去河内一次，还是两次?因为有一本著作中，说他去过两次。”

对此，谷正伦明确答复说：“只有一次。”

陈纪滢又问：“除护照外，曾否带钱给汪?”

按：陈纪滢原注：“因为有的书记载，他除带着汪去法、英等国已签证的护照，并有旅费若干。”

谷正鼎说：“只有护照没有钱。”

陈又问：“是几本护照?是两本或是三本?”

对此，谷正伦记不清了，说：“好像只有两本，绝对不是三本。”对此，陈纪滢给读者解释说：“因那时夫妇可用一本护照。故谷氏忘记究竟是一本或是两本。”

接着，谷正伦为陈“详述”了河内之行的经过：

“汪发艳电后，中央为严肃党内纪律召开临时会议，开除他的党籍。总裁随后命令我去河内，送护照给他，以便他去欧洲休养。临去以前，谒见总裁，总裁叫我转达的话，我一一记起。总裁叮嘱完毕，我把总裁的话重复一遍，问有无错误?总裁首肯以后，我又向总裁表示，我的职位与党内资格，都觉不适合担任这样重任，虽然我那时已是中央委员暨西北行营的第二厅厅长。总裁听了我的报告，一面鼓励我，一面说，‘万一还需要别人去，等你回来后再说。’”

确实，这样一项“重任”谁也不愿意去，能去也不爱去。

谷正鼎接着说：“于是我乘飞机从重庆经昆明到达河内，时间大约在二十八年一月上旬。确实日期就记不清楚了。我到河内以后，就住进一家旅馆。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请总领事代我找曾仲鸣。下午我跟曾仲鸣见面了。他带我高朗街朱培德公馆去见汪。见了汪，先把总裁交代的话一一转达。接着汪也把他的答复说给我听。我也把汪的话记在纸上，并且等他说完了，我念给他听，问有无错误?等他认可后，我把护照留下，我们才谈别的。当时汪对于重庆方面知道他所住是朱培德公馆深为诧异。”

按：关于谷正鼎赴河内的时间，有好几种说法，笔者采用的1月30日是载入国民党史的，也是最精准的一个说法。但不管怎么样，谷正鼎说的“一月上旬”肯定不对，因那时国民党正在准备五届五中全会，许多事情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组织调整也还没有进行，派人来见汪精卫的时机并不成熟。

谷正鼎说：“第二天，汪与我又有一次谈话。总之，那时汪很牢骚，语气中不免有愤激之言。总裁与汪的谈话内容，恕我不能奉告。因我在职务上必须守信。第三天我就回重庆复命。”

最后，谷正鼎再次强调：“我只去此一次，绝对没去第二次。”

至于蒋介石让谷正鼎所传的话到底是什么，罗君强曾有过记载：“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按：罗君强并不在谈话现场，他的回忆，当系此后听人转述。其中，“可先送五十万元”一事，已为谷正鼎本人否认，究竟有没有，无从判断。其他的，基本上像是蒋介石规劝汪精卫的话。

关于汪精卫给蒋介石的回复，谷正鼎说其中“不免有愤激之言”，确实如此。谈话中，陈璧君亦在场，她后来回忆说：“因汪曾上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致电蒋，故在河内候复。蒋遣谷正鼎携我及汪、曾出国护照三张来。”

据陈璧君回忆，对蒋的意见，当时汪是这样答复的：“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星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沿途尚设许多陷井，阻我治病。我何尝要过他甚么护照，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一如孙总理在英京公使馆的被诱入、钉箱，送回给他安排。”

汪精卫还对谷正鼎告诫说：“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你及正纲，也要谨慎小心，他(指蒋介石)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

据陈璧君回忆，谷正鼎走了以后，汪精卫曾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