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30)
前面说了，近卫的“第三次声明”，已经部分地推翻了“重光堂密约”，现在连近卫都下台了，继任的平沼骐一郎是个什么态度，汪精卫也不清楚，再加上林柏生遇刺，这个时候，确实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能静观待变。
在这期间，汪精卫家里倒是办了一件“喜事”——为他的长女汪文惺操办婚礼。对此，陈春圃说：“但记得《艳电》发表之后不久，汪夫妇即在河内忙着为长女文惺与何文杰结婚并在香港各报大登其启事，此举人们认为是示人以好整以暇的镇定，但不难想到是冲淡众叛亲离的苦恼所排遣的文章。”
就在这样的无可如何中，汪精卫度过了“河内的正月”，相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凄凉的一个正月了，比28年前，在清廷法部监狱里的那个正月更难熬。
用汪精卫自己的话说：“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其实，在这一个月当中，“中央”与河内的汪精卫之间，并不乏沟通的“管道”。
1938年12月25日，时任国民政府驻国联首席代表、驻英国公使的郭泰祺就收到汪精卫的信，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等等。
同时，汪精卫身边的三员大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也都没闲着。
据陈公博回忆，还在他刚刚到达河内的时候，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12月26日，周佛海给蒋介石和自己原来的上司陈布雷各写了一封信，“说明此行目的”，周在日记中还说：“固知决不致得其谅解，但尽心而已。”
12月28日，即周佛海赴香港准备发出“艳电”的前一天。周再次给陈果夫和陈布雷写信，“述此行绝无反蒋意义，全在主张和平。”
12月31日，陶希圣又给他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的胡适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对于他们的“心迹”阐述得也比较充分，其核心是强调一点，即他们只反对蒋的政策，但并非反对蒋介石个人。
比如，其中说：“蒋先生十二月八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加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定决心去国。没有带出一个多的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
谈到他们的做法，陶说：“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的爱护蒋先生，支持战局。我们不同的只是认定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争的结束。”
最后，陶希圣说：“汪在过去与蒋先生分手，便立在反对的地位。这一次，没有反对的余地可以站立，所以汪的态度，是建议被拒，即便退休，断乎没有再作反蒋的可能与意志。这是我们要先生知道的。更要先生知道的是中国确实没有法子打了。说‘打’只不过把军队向日本军队到不了的僻地‘拖’，向荒僻的处所‘缩’(‘拖’与‘缩’是张岳军的话)。我们的意见是既不能打，就只有和。一般的意见，不能打乃是真打，败即是胜。我们是很痛心这样的诡辩的。”
另据陶希圣回忆，在由河内到香港的路上，他还让自己的学生武仙卿考察“北平沦陷后的情况”，并特地让他拜访昔日的老友、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其时，正是周作人被“抗团”行刺，并侥幸逃脱的前后。后来，周给陶希圣带话说：
“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制到九天之下。他们对本国的军事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
周作人不愧是留日的，对日本人看得很透。但是很可惜，看日本人看到了骨子里的周作人，还是在不久后落水了。
按：武仙卿也是学者，曾与陶希圣合著《南北朝经济史》，与陶及陶的另一个学生何兹全都是“食货”派的代表人物。
汪精卫自己，也在1939年1月4日，即近卫下台的当天，给行政院长孔祥熙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上是这样说的：
庸之先生勋鉴：
漾日赐电，因辗转周折，直到今晨始获拜读，稽答为歉。弟此行目的，其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来书谓‘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诚然诚然，然此等爱恶，仅能因势利导，使和平谈判有利于我，不能以为各国必出于参战，此吾兄所洞悉者。然则于相当条件之下，以谋和平，当亦公忠谋国如兄者所不以为河汉也。谨覆，并颂勋安！
汪兆铭谨启
一月四日
按：在电报代日韵目表中，“漾”代“23日”，也就是说，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的翌日，孔祥熙就给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当然是蒋介石授意的，信中提醒汪精卫要看到“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不要做出糊涂事，但汪看到这封信时，已经是十多天之后，大错已经铸成。
另外，早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时候，汪、孔之间，就曾针对时局发生过一场争论。此事是汪精卫亲口对陈春圃说的。陈春圃回忆说：
“淞沪停战协定及何梅协定都是他（指汪精卫）当蒋帮行政院长时签订的，他历来以为他之签订那些协定是他负责的表现，并以借此可以苟安一时为满足；而且我也听见他自述如何责备孔祥熙不敢负责接受德大使陶德曼居中调停所提的媾和条件。”
当时，汪精卫对孔祥熙说：“假如我是你(其时孔是行政院长)，我一定签字，反正最高国防会议各人都同意了，你一定要问‘蒋先生’，他负军事责任的，他不好表示，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
前面说过，在汪精卫，一直有一个“敢负责任”的思想，这番话，自然是觉得孔祥熙“不负责任”，只想着爱惜羽毛。
孔祥熙回答得也很有意思，他说：“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丨弹丨。”
在这里，孔祥熙是借汪精卫1935年11月1日在中央党部遇刺的旧事，来回敬汪精卫：“你愿意做汉奸，那是你的事，我是不做的。”
正是因为汪、孔二人之间曾有过这样一番“过节”，所以汪在回信中委婉地说：“然则于相当条件之下，以谋和平，当亦公忠谋国如兄者所不以为河汉也。”，意思是说，既然都是为了“谋和平”，那么你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本质区别，都属于“公忠谋国”。
眼看着汪精卫越走越远，蒋介石觉得，此时有必要派个人，当面给汪精卫带个话了。
此前，蒋介石做了一些组织调整。1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推蒋介石任国民参政会议长，顶了汪精卫的位子。
1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指出：“敌战略政略俱失败，我应强化精神力量，抗战到底。”1月28日，五中全会决议设国防最高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指挥”，推蒋介石为委员长。
1月30日，即五中全会闭幕的当天，蒋介石派出代表，到河内会见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