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29)
“艳电”发出之后，奉汪精卫之命，《南华日报》迅即“跟进”，发表了许多附和的言论。
1938年12月31日，《南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汪先生之重要建议》的社论，声称“汪先生爱护国家民族之苦心，亦既与天下共见”，并鼓吹说：
“以汪先生辅佐总理领导革命数十年在党国之历史与地位，对于中国与世界之全般局势，早已洞悉无遗。今兹本其对于国家民族所遭遇极度危难之真知灼见，贡献中央，以供采择，又复几经熟虑，然后提出。别人所顾虑之一切，汪先生宁有不顾虑及之之理?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汪先生对党对国，可谓尽其责任之所当尽；今复以此电公开于国人之前，亦以事关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欲使全国人皆有共商国是之机会，并使无意识之纷纭揣测得以消灭于无形耳。”等等。
对此，金雄白说：“汪方在宣传上，也以香港为根据地，展开活动，所有有关汪氏之主张，完全由南华日报为大本营，同国内外发表。南华日报林柏生为社长，颜加保为经理。在这一个短时期中，社论则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轮流负责。”
由于林柏生的行为太过“打眼”，遂进入了被“制裁”的行列。汪精卫在“河内的正月”中说：“我们打算，把一个正月，在静寂的山上的旅馆中，翻译书籍，耽于过去的回忆及思索来度过去。但是，一月十七日，发生了同志之一的林柏生，在香港为暴徒袭击受重伤的事件，空气紧张了起来。”
很奇怪，没有任何一个军统干部，在后来谈到过“制裁”林柏生的详细情况。对此，金雄白了解一些，他后来回忆说：
“因为一切对外是由林柏生出面，于是在汪河内被刺前后，林柏生在香港也遭到了袭击。一九叁九年叁月的某一日，刚好陈璧君邀请周、梅、陶、林等中午在其寓所午饭，而本港丨警丨察局的政治部，也约了林柏生于下午四时谈话。林于汪宅午饭后迳赴政治部，谈话完毕，因梅思平、陈春圃、颜加保等约在告罗士打饮茶，当他步行经过现在的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有两个大汉以铁锤从后向林氏头部猛击，林受伤倒地，而暴徒仍继续向其额部面部痛打，林已奄奄一息，幸而有两个外国水手经过，当场将一名叫陈林的凶手擒获，另一名则被乘间逃逸。林经丨警丨察送往玛丽医院留医达一月有馀，始逐渐痊可。陈林则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
这里，金雄白的回忆有些误差，林柏生被刺，是1939年1月17日的事情，汪精卫说的时间是准确的。罗君强回忆说：
“林柏生主持的香港《南华日报》自发表汪精卫的《艳电》之后，汉奸色彩日浓。戴笠亲赴香港，决定以陈璧君、林柏生等为狙击对象，给汪精卫汉奸集团以警告。当时英国统治者对香港华人带枪限制极严，军统有人无枪，同时考虑到枪声大，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打手不易逃掉，因此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砍杀林柏生。林当时尚无自备汽车，1939年1月17日，在他漫步皇后大道时，突然被人用斧头在头上砍了两下。林立即倒地，凶手亦终被获。幸亏林柏生头上带着软质薄绒帽，伤口不深，不久治愈。大家说，林以后在汪伪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力于头上这两块伤疤。传说刺林凶手被逮后，在香港监牢里被由军统收买的流氓，作为私人斗殴把他打死了。确否未能证实。”
l940年12月8日，即汪记南京伪府成立以后，林柏生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中，曾谈起此事，后以《林柏生先生香港遇险记》为题发表。
林柏生说：“我到香港，第一件工作，是着手考虑准备发表汪先生在河内的第一次声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艳电)。当时，我和梅思平是由重庆政府派到香港去的中央宣传部特派员，所以堂堂皇皇地，由重庆出发，公然到香港去。因此，是没有‘重庆脱出’的秘话的。”
“以重庆特派员的资格，发表汪先生所领导的和平论的‘和平通电“，他们的惊愕是不足为怪的。电报在报纸上发表以后，马上便接得宣传部长叶楚伧和蒋先生的秘书陈布雷的密电，询问‘周佛海现在在哪里了’。重庆为什么要这样问，是很容易明白的。”
“后来，即去年一月八日、九日间，重庆的暗杀，开始向我们转念头了，特务工作队的首领、戴笠氏也在香港出现了，戴笠这一个名字，想来大家是晓得的。”
后面的细节，与金雄白说得比较靠拢了：“十六日晨，香港丨警丨察厅的政治部长通知我们——我和国际研究室的梅思平和现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一一去问话。当时，我们的同志是做着《南华日报》和国际研究室二件工作的，无论如何不能不到丨警丨察厅去看一看。”
林柏生回忆当天遇刺的情形时说：“十七日午后三时，我一个人便出去和政治部长会面了。”
当时“政治部长”说：“我们得到的证据，因为想暗杀你，而另外一个不幸的人却被打死了。”
林柏生回忆说，在谈话中，对方“亲切地要我注意不要出事情，然后又用暗示的口吻，而其实是要弹压我们的运动的”，并问林柏生：“汪精卫现在在哪里呢”、“和平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等等。
最后，对方“用非常郑重的态度”说：“当心暗杀团，不能不讲求一点御防的方法的。要是写封信到丨警丨察厅来，可以准你们携带自卫的手枪。”
林柏生回忆说：“谈完以后，我和政治部长辞别了。在归途中，我果然被袭击，被二尺多长的铁棒从头上击倒了，幸而我的骨头非常坚牢，不然连命都没有了。”
林柏生说：“在入院期间，我秘密地找到隐藏的住所，出院后便潜伏着，而且化装到上海，那时化装改名逃出来是并不很难的。后来却不同了，我又回到香港，由香港到广东，再回到香港来，那个时候，我是以广东为中心，准备着在上海召集的六全大会的工作。在我的周围，随处都存在着可能被射击的状态。”
林柏生挨的这两斧头（抑或是两铁棒），对于汪精卫而言，当然是个信号，警告他不要胡来，不要再有进一步的举动。此前，尽管汪精卫的党籍被开除、全部职务被撤销，但从“党国”方面，并没有把事情做得太绝，也是担心“压迫”过甚，万一汪不顾一切，再弄出什么更露骨的事情，则于抗日的大局极为不利。因此，蒋介石还特意关照一些重要新闻媒介，不要对汪进行过分的攻击，稍微留点余地。
事实上，此时的汪精卫亦处于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因此颇为“消停”，用汪精卫自己的话说：“才脱离重庆的我们，便反对重庆，于情有所不忍。一方面，在当时，日本方面的意见，我们也不明白。近卫声明是原则，日本方面，在具体上将如何，完全不明了。于是，我们决定，暂守沉默，静观事态。”
汪的这句话，前一句是真是假，我们无从辨别，后面一句话：“日本方面的意见，我们也不明白”，倒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