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28)

挫折之四：“和平运动”无人响应，原来设想的那种汪精卫登高一呼，则“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场面没有发生，本寄予厚望的龙云，只是在汪路过昆明的时候说了许多漂亮话，等汪一走就不是他了。

许多年之后，陈纪滢访问了当年曾负责接待汪精卫的昆明市市长裴存藩。

陈纪滢，1908年生，河北安国人。

陈纪滢是名作家，抗战时期曾在《大公报》主编《战线》副刊。去台以后，陈曾以《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为题，记载了许多当年的情形，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陈纪滢首先介绍了裴存藩当年的情况，陈说：“他（指裴存藩）是黄埔第三期学生，毕业后，即奉命回滇负责党务。龙云取得政权后，因他是昭通人，与龙同乡，所以一直被引为心腹。曾先后当过政治部主任及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抗战发生后，除许多头衔外，他主要职务是昆明市长。因此招待汪兆铭的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

陈纪滢引述裴存藩的话说：“有人以汪出走前曾派陈璧君秘密到昆明拉拢龙云之说，他（指裴存藩）无法证实；但那时周佛海却以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的名义，正在昆明各学校发表演讲。汪于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抵达昆明的上午，周福海忽自空军单位演讲完毕，到省府，说：‘汪先生要来昆明了！’于是龙云一面下令文武官员准备到机场去欢迎，一面叫他负责招待，并令警务处长李希尧准备迎汪下榻在他的公馆。因为李的官舍在昆明是相当讲究的，另外保护方面也比较容易。于是几十位党政军领袖以及士绅等齐集机场去迎接汪、陈璧君与曾仲鸣，另外一位大概就是陈国琦吧。汪下了飞机，经周佛海把欢迎他的人一一介绍与他。大家一直把他们送到李希尧公馆才相率离去，只留下龙和汪密谈。”

第二天，龙云曾对裴存藩谈起前一晚与汪精卫的谈话：“汪对抗战前途非常悲观，德国军事代表团长也曾对他表示过这种见解。他曾多次跟委员长提出和平建议，都没有得到考虑的机会。所以他认为非离开重庆不能公开他的主张，因此他才到云南来。他希望去国外，或者到大理去休养。”

龙云还说，汪曾经叫他向中央要200万银元，“以便到国外化用”，但这笔钱究竟要没要，裴存藩就不记清楚了。

陈纪滢说：“第二天，汪等整天游览昆明附近风景区，包括黑龙潭等地。第三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日，汪龙又有会议，会议内容，裴委员说，他也不详细。那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汪等一行搭滇越铁路去河内，文武官员仍到车站送行。”

最后，裴存藩补充说：“我记得云南方面并没有对汪有任何赠礼，如程仪一类。”

汪精卫一离昆明，龙云即派裴存藩到重庆去向蒋介石汇报，“解释云南方面接待他的经过”。

裴存藩说，当时他代表龙云主要谈了两点：

第一，关于“高调”接待汪精卫的原因：“云南方面完全因汪系副总裁，以党内副领袖之地位招待他；而周佛海又以中宣部代部长之职在昆明替汪布置。所以云南接待汪，仍是尊重中央之意。”

第二，“云南一切听命中央”。为表诚意，龙云还送给蒋介石一件礼物，是一只镶着象牙的犀牛尾，上边刻着“扫荡妖氛”，上款题“委座赐存”，下款题“职龙云敬献”。

裴存藩说：“委座当时对于龙云的处境，也深为谅解。”

在与陈纪滢的谈话中，裴存藩还代龙云解释说：“我们边疆人，素来崇拜英雄，龙云个性尤其如此。外边推测汪当时曾鼓蛊龙云反中央及通电赞成汪的和平主张之说，至少那时我还不能证明。”

汪到河内之后，龙云曾给蒋介石写信，劝他对汪的行动不要过于担心：“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毫无影响。”

相比于龙云，另一位与汪关系更深的、也是汪曾寄予厚望的张发奎，就做得更绝。1月5日，张发奎、余汉谋等发出“微电”，明确表示，汪精卫的行为“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刑”。

同日，李宗仁、白崇禧亦电请中央，要求通缉汪精卫。

对此，今井武夫说：“日本方面所预先拟定的汪的和平运动的参加者何应钦、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陈素农等军政界要人，接到汪派通知以后，不仅没有任何发动的迹象，而且就连一向视为汪派的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也不敢赞同汪的主张。这时，汪本人不能不感觉到他估计错误了。”

挫折之五，汪派得力干将林柏生在香港遇刺。

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后，自然不便在河内发表什么言论，因此，香港就成为其“和平运动”的“新闻中心”。金雄白说：

“当汪氏还留驻在河内的期内，香港成为汪系活动的最早发祥地。周佛海等也已先后由越来港，陈璧君则不时往返于港越之间。那时陈璧君是住在九龙汉口道二十六号叁楼。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则合住在九龙约道五号。汪系在港的原有机构，一是创刊于民国十八年由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社址在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一是华人行六楼六号ａ的蔚蓝书局，本是国民政府战时研究国际情势的机关，亦以林柏生为主任，梅思平、樊仲云、胡兰成等为干事，李圣五、朱仆等为研究员。其性质也就等于汉口时代由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文研究社，而且林柏生、梅思平两人当时还是驻港的中宣部特派员。所以汪的艳电发表，港方就由林梅两人具名负责分送，几乎所有的港报都一律全文照登。”

这其中，最重要的“阵地”，自然就是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因此，相比于前一阶段“和平运动”的三个火枪手来说，这个阶段，最活跃的人，变成了林柏生。汪精卫的“艳电”之所以发表，除了周佛海的坚持以外，与林柏生的强硬态度，也有很大关系。

据陈春圃回忆，当遵照汪的指示，拿着准备发表的电文去给顾孟余看的时候，顾一方面坚决反面，同时表示马上要给汪精卫发电，劝阻此事。

按：据陈纪滢说，顾孟余给汪精卫的电报上，只有一个字：“丑”，从此顾与汪“割袍断义”。

当晚，陈公博又去找周佛海，谈起顾孟余的态度，周佛海听了，登时一脑门子邪火往上拱，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的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我没有什么关系，我马上可以回重庆见蒋先生认错请罪，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周佛海越说越生气：“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于，不干就拉倒！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

陈公博又去商之于林柏生，林听了说：“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信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二十九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

次日，陈公博与陈春圃谈起此事，说：“我现在就写信给孟余，不再和他见面了。见面反难说话，告诉他问题在于时间太紧，现在无法来得及于二十九日以前收到河内复电，那么，电报往返磋商就谈不上。因为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之日子发表不可，既然他明自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这等于无商量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