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27)
到达河内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汪精卫等人住在河内郊区的一个别墅里，这个地方，今井武夫称之为：“河内西北八十公里避暑地三岛的旅馆”。
陶希圣则说：“汪夫妇在河内寄居朱培德夫人的寓所。其他诸人寄寓都城饭店。旋皆转往河内附近的山中，名为‘丹岛力’的避暑地。当地旅舍颇多，但此刻是冬季，除此一班人之外，别无旅客。”
汪精卫后来回忆说：“在河内，只有我夫妇，曾仲鸣，与二三秘书。我们在那个时候，绝无护身的武器。我们并未为危险所包围，因此，不能要求越南当局保护；而且，一受了保护，与同志的连络上，颇不方便，所以，越南当局虽则提出保护，但我们拒绝了。但是现在河内的市内是危险的，所以迁居市外山上叫作“唐泰乌”的避暑地的旅馆中。是冬天，所以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别的人。”
汪精卫把自己的“和平运动”比之于“武昌首义”，因此，一到河内，他就做出规定，以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八人为“首义分子”，并以这八人为主，成立了一个临时的“领导班子”，也可以说是几个办事组，颇有踌躇满志、大干一场的意思。罗君强说：
“汪精卫本身是一个大党棍子，到了河内之后，他就开始搞起组织来了。首先成立了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委会、军委会均由汪自任主委，财委会则由周佛海任主委。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皆是政委会委员，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同时又是军委会委员。周佛海还兼了政委会、军委会秘书长，三个委员会都抓在他手里。”
然而，自“艳电”发表以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接连受到挫折，拂逆之事接踵而至。令汪极为郁闷。陶希圣回忆说：“汪的心神不定，日夜沉思，忽一日跌在地板上，将一腿跌伤。”
挫折之一：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被开除，全部职务被撤销，不仅丢掉了护身符，同时也失去了赖以“领袖群伦”的身份依托，被全国上下一致痛斥为汉奸。“和平运动”的第一炮不但没有打响，反而搞得灰头土脸。
汪精卫后来回忆说：“元旦晚上，我得到情报，知道重庆方面在策划剥夺我和同志的国民党籍。对于这个情况我与曾仲鸣俱颇黯然，这一晚，大家都沉思了一晚。”
挫折之二：随汪“出走“的人当中，意见发生了分歧。陶希圣说：“此刻有一基本观点，在随汪出走之诸人的中间，颇有歧异。一部分得知近卫声明的要点以后，主张汪精卫游欧，不应该进入日军占领地区组织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进行谈判，两种意见折中的结果，汪夫妇留在河内，其余诸人转往香港，暂为观望。”
这样，八位“首义分子”中，梅思平、高宗武、林柏生原本就在香港；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于1938年12月28日亦转往香港；陈璧君则经常往返于香港、河内两地；常驻河内陪伴汪精卫的，只有曾仲鸣一个人。
挫折之三：就在汪精卫的“艳电”发出还不到一个星期，即1939年1月4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居然下台了，结结实实地把汪精卫给“闪”了一道，真是够“坑”人的。
近卫文磨的下台，与日本军方的压力有很大关系。大家会注意到，“近卫第三次声明”的说法，与“重光堂密约”相比，少了一个重要内容，即没有明确日本从中国撤军的时间。这样，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就失去了存在的最后一丝“合理性”，成了无本之木，无怪乎会挨骂。
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与“重光堂密约”的立场相去甚远的“声明”，在当时也引起了日方朝野、特别是军方的不满。今井武夫后来说：“在战后的今天，如把这个第三次近卫声明通读一遍的话，就不免有单方面的和高压的感觉，但在发表的当时，却有不少人责难为软弱的外交，这种时代的变迁，真足以使人反省。”
据犬养健回忆，在陆军、海军和外务等三个省为近卫起草“第三次声明”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当时参与其事的影佐祯昭曾悄悄给他打电话说：
“最近新调参谋本部来的要员留永少将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日期，因此，内部意见尚未统一。留永少将曾说过，即使前任已签字同意了，我也不受拘束，无论如何，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的有损威严的事来，这样傲，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在我任职期间是决不能答应的。”
对此，近卫文磨也感到很无奈，他在焦急的等待中对犬养健说：“再等会儿吧。大体上可以说，这种纷争不统一的情移已是陆军中常发生的。但如果今夜不统一，新闻记者都等在那里，丢人的是参谋本部。这样一来，留永首先要负责。但他不想负这个责，是吧?如果相互稍为谅解一下，事就好办了。”
当晚，就在近卫文磨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其“第三次声明”的同时，犬养健也在仔细地斟酌这份材料。他后来回忆说：
“我一个人留下来，读完了近卫声明的全文。的确，写得不太好。最明显的，就是把前面所述的‘随着治安的恢复，日军将在两年之内撤兵’这一重要条款删掉了。而相当于日本撤兵的交换条件的在内蒙进行防共驻屯的条款，则做了进一步的强调，这样一来，更显得尴尬。”
犬养健还说：“确实，所谓不要求领土啦，不要求赔款啦，此外，归还外国租界以及撤除治外法权等等，如果按重光堂会议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最为紧要的撤兵约定，竟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失望了。”
更令犬养健“失望”的事情还在后面——1939年1月4日，近卫文磨内阁总辞职。
当广播中传出这个消息的时候，犬养健与影佐祯昭正住在台北市郊外的草山温泉旅店，打算经由此地到广东，进一步与汪精卫等一伙取得联系。
当时，影佐很生气地说：“近卫竟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来啦。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而他却立即辞职，这简直没有一点儿国际信义啦。”
犬养说：“陆军现在处于统帅一切的特权地位，对于战争的进展情况甚至连总理大臣也不告诉。这样下去，整个日本没有人能胜任总理的职务。”
影佐鄙视地说：“恐怕象近卫这样软弱的人，经历这些波折，便想逃脱了吧?”
许多年以后，近卫文磨在回忆录中，不无“歉意”地说：“近卫声明发表后，汪兆铭逃出重庆，当时余等认为，由于此宽大方针之发表，不久重庆方面必定有人前来，然认为继汪之后亦应参加之何应钦诸氏，至终竟无一人到来，此为余等观察之错误。同时，汪兆铭来后，当时军部对余之声明，已无履行之诚意。反竟利用此项声明，作为瓦解重庆之工具，结果‘汪政府’之和平运动成为卖国运动，终乏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