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26)
1938年底，戴笠再次到临训班视察。沈醉说：
“他这次去到临澧，除了主持临训班的毕业典礼外，同时由于战事关系，湘西已非安全之所，决定要把这个班迁往黔阳县继续办下去，并且还要将副主任余乐醒撤换，所以要在百忙中抽空前往。……戴笠在这次的班务会上，却不像上次一样发脾气骂人，而是肯定这次试验性的大规模训练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慰劳，对学生表示满意。当他快离开时才正式宣布迁黔阳后人事方面要改组，副主任一职决定由军事教官吴琅继任。”
这样，短短的半年多时间，余乐醒第二次被撤掉职务。不过，这次并不是因为他犯了错误，而是要派他去河内，襄助陈恭澍。
对于余乐醒，陈恭澍并不生疏。沈醉回忆说余乐醒曾当过“杭州和南京特训班教官”，这里所说的“南京特训班”，即洪公祠特训班，也就是说，余乐醒是陈恭澍的老师。
陈曾回忆说，他在洪公祠的时候，学过“切卡的工作”，这门课，想必就是由余乐醒教的了。
陈恭澍说：“余先生高高瘦瘦，两目如灯，年纪不大，头发却白了不少。一枝香烟常常在手，是一个喜欢动脑筋的人。只因他思虑太多，心胸也显得不够开阔，可是他那份敬业精神，却是很少有人及得上的。”
对自己昔日的这位教官，陈恭澍还是很佩服的，他说：“照笔者对余先生的体察，他应该是一位有相当成就的人物，才算公道。”
余乐醒来了以后，戴笠曾来电告陈恭澍：“指定他（指余乐醒）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用一句易于了解的话作说明，他将是我们这个临时派遣的工作单位中的‘参谋长’；同时也是‘技术顾问’。”
另一位助手岑家焯，我们前面说过的，曾“护送”王鲁翘前往广西刺杀王亚樵，大家应该还记得。
岑家焯，1901年生，海南文昌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
岑家焯从军校毕业以后，曾在五期入伍生队当学员分队长。因他与郑介民是同乡，遂受郑援引进入特务处。
对于岑家焯，陈恭澍同样十分熟悉，因为，岑也是洪公祠的“故人”。陈恭澍说：“当笔者还在南京‘特务警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时，他便是该班教育组的副主管了，主管教育组的是郑介民先生。”
在洪公祠的时候，陈恭澍是第一期学员的班长，因此，戴笠私下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
“临开训的前几天，戴雨农先生嘱咐我，必须切切实实地做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受训期间的头三个月，必须把每一个同学的思想、言论和一切该当注意的有关事项，写成记录，秘密地提供给他参考，而且不能被其他同学知道。当时约定，他会指派和我相识的副官贾金南，每星期一、三、五前来收取一次。”
陈说，当时戴笠还特别叮嘱：“万一班上发生紧要事故，可以到教务组联络郑介民或岑家焯两同志，立刻打电话给我。”
这样说起来，还在受训期间，戴笠就已经开始给陈恭澍“吃小灶”了。
这段“地下工作”的培训，遇到了很多困难，把陈恭澍折腾得不善。
第一个困难，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没有纸，打“小报告”总得有纸吧？
陈恭澍后来回忆说：“因为班里发给我们的笔记簿，原就不够用，每一本上扯下一两页，还显不出来，扯多几张万一被发觉了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除了取材于笔记簿之外，可真不容易找到足以应用的空白纸张。后来还是报告了戴先生，由来人贾金南带进两本航空信纸才算解决。这虽是小事一端，可见无论什么事设想不周总是不成。”
第二个困难是没有时间。陈恭澍说：
“我们的生活作息，原就排得紧紧的，其间很少有空隙。我又是班长，每天还要填写很多例报的表格，想再抽出点时间写东西，实在大非易事。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也只能偷偷摸摸、零零碎碎的写一点算一点了。试想，除我之外，全班二十九人，依照戴先生提示的项目，就是简明扼要地写，每一个人少则三两百字，多则六七百字，平均计算全部加起来，总在一万五千字上下，何况这又不是做文章，可以任意发挥一番，就能交卷的。对于写这种报告，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敢稍存半点私心。因为我深切地理解到：一字褒贬，就足以影响到某人的远大前程，所以应当落笔谨慎，冀求能以一秉公正。做一个学员，平日的功课已经相当吃重，当上班长，又比一般同学多了不少负担，再要写这份调查报告，那更是疲于奔命了。可是为了对在训同学有个充分的了解，势必还要和每一个同学多接近，求得好感，而且不露痕迹，这实在是太不简单了。就这样，三个月下来，把我折腾得半死，如果不是年轻气盛，求好心切，恐怕真顶不住。”
第三个困难，陈恭澍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学生队长李士珍的怀疑，进而对他进行监视。
陈恭澍回忆说：“因为我常常一个人，在应该休息的时候，不回到寝室去休息，反而留在教室里埋头写东西，可是又不像是整理笔记或做功课，所以引起了李队长的注意，他虽然没有正面质询过我，可是一直盯着我不放松。这么一来，我可没有办法了。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小纸条，据实报告了戴先生，这才解除了对我的监视。”
对此，陈恭澍说：“像这种情况，用情报工作的观点来说，就算是暴露了身份。”
不过，陈恭澍的这三个月“地下工作”实在是没有白干，否则，绝不可能一毕业就到北平去当站长。
用现在的话来说，岑家焯相当于洪公祠的“教务处”副处长，同样算是陈恭澍的老师。陈称他为“学长”，并评价他为：“沉默、稳重，有指挥才能”。
岑、余二人，都比陈大十来岁，又是陈的师长，但是，在此后的“河内刺汪”行动中，无论是岑家焯、还是余乐醒，都没有看到他们发挥什么大的作用。余乐醒倒是提了些建议，陈也不感冒，并讽刺为“软性行动”。
有一点，陈恭澍像极了他的恩师戴笠，即唯我独尊。
从洪公祠一出来，陈恭澍就是独当一面，因此发号施令惯了，不管手下有几个人，总之我一个人说了算，让你干嘛就干嘛，不习惯征求别人意见，也没有与人合作的意识。
这种人迟早要摔大跟头。
许多年以后，陈恭澍略带歉意地说：“岑家焯学长是由重要岗位上调派而来，他的职责上级并没有明确指示，依情度理，很可能是襄赞一切工作的。只因笔者当时年轻气浮，世故不深，还参不透其中的妙用，虽然事事就教这位老大哥，那是不切实际的，应该分一部份权责给他，才是正理，可是当时我还不懂得这么做。可见无论干什么，都必须要有一定的尺度才好。”
为防止被人一网打尽，余乐醒、岑家焯没有同陈恭澍住在一处，由方炳西为他俩另外赁了一所房子。
到目前为止，“河内工作组”已经有五个人了，其中包括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不是陈恭澍，也不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制裁”的执行者王鲁翘。
而是——方炳西。
另外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我们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