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25)
余乐醒，原名余增生，湖南醴陵人，跟另一个军统高干张毅夫是同乡。
余增生参加革命的资格很老，他是最早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那拨人之一。据李维汉回忆：“我们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乘法国邮船“宝勒加”号自沪启航。同批赴法的有一百六十二人，内有湖南青年四十二人，张昆弟、李富春、李林、贺果、余增生、任理、张增益等在内。”
在法国，余增生学化学与机械，并积极参加早期的革命活动。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在法国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旅欧少共”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旅欧团”，由中国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
1924年7月，“旅欧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余增生等人组成“旅欧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即旅欧支部）。根据党的规定，旅欧支部负责人即转为中共党员。
此后，余增生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保卫，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期间，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军医沈景辉结婚。
北伐以后，余增生被派往第十一军第25师73团当参谋长，当时团长是黄浩声，团指导员就是同为旅法同学的陈毅。对此，陈毅曾回忆说：
“1927年南昌起义后，8月10日左右，周总理要我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那时候不叫党代表，也不叫政治委员，还是按国丅民党军队的编制，叫团指导员。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讲：‘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现在有2000多人，你要好好地去工作，不要嫌官小。’我说：‘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干，只要搞武装我就干。’当时七十三团的团长是黄浩声，叶挺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参谋长是余增生，我们是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
从1927年到1932年的这四、五年时间，余增生的情况不详。据沈醉回忆：“一九三二年秋，余乐醒任区长时化名为金鸣三，南京特务处化名则为杨柳青。余系湖南醴陵人，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曾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戴笠对他寄以很大希望。”
在同一篇回忆中，沈醉说：“翁光辉任区长不久，因他拟将一项重要中共情报不通过戴笠直接送与蒋介石，被戴发觉扣留，撤去区长职务，改由杭州和南京特训班教官余乐醒为区长。”
戴笠控制“浙警”并成立杭训班，都是1932年的事，可见，至迟在这个时候，余增生已经进入特务处，并改名为余乐醒。
大家知道，沈醉即余乐醒的太太沈景辉之弟，也是在这个时候，沈醉从家乡湖南长沙出来，到上海投奔他的“革命”姐夫。沈醉后来回忆说：
“1932年秋，他（即沈醉）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因跟高年级同学一起闹学潮，被开除出校门，社会的压力、父亲的咒骂，并未泯灭他对革命的向往。他不愿像父亲那样过寄生生活，毅然决定弃家出走，去上海投奔姐姐姐夫，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民族做出一番事业来。”
1932年，18岁的沈醉进入特务处，在他的姐夫、特务处上海区区长余乐醒手下，当了一名交通员。
此后，吴乃宪继任上海区区长，余乐醒则调任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主任，因余是学工科的，有“专业背景”。同时依旧从事他的老本行——培训，并成为特务处的“训练专家”。
“八一三”开战以后，戴笠令余乐醒为青训班副主任。不久，沪战失利，戴笠在湖南临澧筹办特训班，以余乐醒为副主任。
1938年3月，临澧特训班开班，其时，沈醉已经成为军统的骨干，也在这个班当教官。他说：“班主任是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职，在开始和结束时是由余乐醒担任，其中有一个短时期由总队长陶一珊担任。约在五六月间，陶被任命为总队长。到临澧不久，戴对余乐醒很不放心，曾电令将副主任一职由陶替代，而叫余专任教务处长。这项变动曾引起大部分教职员和许多学生的不满，不到一个月，戴又电令陶免代副主任，仍由余专任副主任，并以总教官谢力公兼任教务处长，好让余安心工作。
1938年秋天，戴笠首次到临训班“视察”，余乐醒觉得这是件大事，预先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功夫用得到了家，孰料费力不讨好。沈醉回忆说：
“副主任余乐醒得到戴要来的消息，为了讨好他，也想让学生们知道一点主任的威风，便在他要来到的当天上午，派出两个中队的学生去担任警戒，在一座小小的临澧县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的汽车驶到县城附近时，余乐醒早率领全体教职员和部分学生在道旁恭候多时，在一声立正号音发出后，接着是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音，使整个县城都进入了紧张的气氛中。站在交通要口的武装学生，也立刻执行了断绝交通的任务。”
沈醉说：“戴笠本来是听了一大堆不满意余乐醒的小报告而来的，早就有气，一看到全城戒严来欢迎他，更是火上加油，在路上便发作起来。他厉声责问余乐醒，这样警戒森严是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过去的军阀，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了他这么摆威风，那还得了。他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使得没有见过他的人都害怕异常，感到主任的威风的确不小。”
戴笠的性格，属于那种“跳跃型思维”，素以喜怒无常而著称，高兴起来什么都行，一不高兴准有人要倒霉，任何人也跟不上他的思路。况且，此次临澧之行，戴本就是抱着“找碴儿”的目的来的，余乐醒正好“触霉头”。
还有一重，戴笠其人，确实不太讲究个人的排场，这一点，许多人都提到过，因戴是搞秘密工作的，讲究行踪隐秘。余乐醒大张旗鼓地搞“欢迎”仪式，正好马屁拍在马蹄上。
次日，戴笠接着大发脾气，沈醉说：“第二天上午，戴笠第一次主持班务会议时，从开始到收场都是在骂人，从副主任到事务员都给他骂到了。”
临训班学员刘源深回忆说：“余先生在训练班，以身作则，私生活十分严肃，人前背后，绝对不抽烟。可是有一次我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曾亲眼看见他抽烟，当时诧为奇事。同学们平日很少见他笑，偶然发起骡子脾气来也不得了。他学问湛深，无论教学、管理都非常认真，所以学生崇拜他，队职官敬畏他。”
戴笠之所以对余大发肝火，问题就出现在“学生崇拜他，队职官敬畏他”。沈醉后来分析说：“当时他（指戴笠）最为不满的，是他一直没有时间去到班里向学生讲话，弄得学生心目中只有副主任而没有他。余乐醒对特务工作懂得很多，重要的课程如特工常识、化装、毒物、化学通讯等，都是由他主讲。此外，他经常向学生作精神讲话，生活上又与学生能打成一片，几个月功夫，学生对他非常喜爱。一些特务很眼红，便不断向戴笠去报告，说余的野心很大。”
此后不久，戴笠一度撤掉余乐醒的职务，以陶一珊接替，“结果不到一个月弄得人心惶惶，依然只好叫余来主持。”
按：军统的教官当中，有两个人特别得到学生的爱戴，一个就是余乐醒，另一个是“十人团”之一的徐亮。徐曾长期替戴笠主持“息训班”，由于关心爱护学生如慈母，大家都称他为“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