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23)

王方南说：“戴笠是一个非常机警的人。他感到这次奉命刺杀汪精卫，任务十分艰巨，必须谨慎从事，周密部署，不能有半点差错，而且非亲自出马不可。但他觉得如果自己前去河内部署指挥，逗留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一旦被人发觉，事情反易败露，有负使命。所以，他决定不去河内，而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这是因为：首先，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其次，香港距离河内不远，乘坐海轮一个昼夜即可到达。而且香港交通四通八达，水路有船与上海、天津、广州、澳门以及海外各地通航。空运有班机直飞重庆，人员调遣，极为方便。再次，军统局在香港原已设有一个区，人员和其他方面的配备均较齐全，可以随时调用。由于香港具有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戴笠便于1939年1月中旬，从重庆秘密飞到香港，随行的有他的亲信秘书毛万里（系毛人民的胞弟，浙江江山人，与戴笠是同乡）。”

按：前面说过，1938年3月，陈恭澍“襄理”北平区执行刺杀王克敏的任务时，毛万里还在当北平区的书记，北平区区长则是王天木。

就在陈恭澍离开天津赴香港的几乎同时，军统上海站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危机，戴笠遂将北方的王天木、毛万里二人同时调到南方，以王天木为上海区区长、毛万里为上海区总督察。

北平区，则交给了原本很不起眼的马汉三。从此，马汉三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敌后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马汉三几乎是以一人之力独自支撑平津和察绥四个省级单位。

抗战胜利以后，在北平，马汉三一度骄衿无比、气焰熏天，因为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有这个资本。

毛万里是陈恭澍的好朋友，但在陈的回忆中，并未提及在香港见过毛万里。这不奇怪，因为秘密工作的原则就是保密，没有必要见的人，戴笠是不会让你见的。而且，在整个“河内刺汪”的行动中，陈恭澍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王方南说：“戴笠到港后，立即与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研究刺汪办法，积极进行部署。他的行动十分秘密。戴笠在香港原置有洋房一幢，但他却不长住在此，而另在香港、九龙分别租有公寓轮流居住。香港区在高街6号设有一个联络站，我当时居住在此。戴笠将秘书毛万里也安排在此办公和住宿。戴笠还经常在此会见工作人员，多在夜间进行。香港区还设有电台两座，戴笠指定报务人员日夜值班，专门与河内、重庆保持通讯联系，所有往来文电，均须由他亲自处理。这样，戴笠在香港的指挥中心就宣告组成了。以后，戴笠就住在香港亲自指挥部署刺汪行动，直到4月河内刺汪事件发生后才返回重庆。”

陈恭澍就是在这个阶段，被戴笠调到香港的，并随即转往河内。

此时，方炳西已经为戴笠他们安排好了住处。

陈恭澍说：“炳西兄比我们早到河内十多天，他已经遵照戴先生的指示，做好了相当的布置。他在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赁到一幢房子，所有的手续，也都由炳西兄办妥。这幢房子，格局不大，两层上下的一楼一底。楼上有两间卧室，中间夹一个厕所，不像现在所谓的套房；楼下是客厅连饭厅，院子里另有厨房和工人房。这里，是我们下榻之处，也就是‘河内工作’的指挥部。”

除了房子，方炳西还搞了一辆汽车，陈恭澍说：“这部车只有两个门，人多了上下不大自如，用以代步，减却许多麻烦。车子虽系二手货，可是机件良好，两个多月来，从未修理过。它最大的优点是起步灵活，一发动立刻就走。我们到达河内机场时，炳西兄就是驾着这部福特小轿车来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文，这比会说安南话更吃得开，所以一切通关手续，非常方便。”

原来，方炳西就是戴笠给‘河内工作’指挥部派来的总务人员，此后的两个多月，所有的后勤事务，对外联络、电讯往来，全部由方炳西承担。换句话说，方在河内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不在陈恭澍之下。

陈恭澍一直在北方工作，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方炳西。陈说：“炳西先生生得方面大耳，敦敦实实，一看就是厚道相；举止应对，彬彬有礼，待人接物，诚诚恳恳，如与笔者相较，那就更持重得多了。他在比利时留学，攻读政治外交，回国不久，即为戴先生所罗致。派到河内来，被指定专司事务性的工作，的确是大材小用了。”

实际上，方炳西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专司事务性的工作”。

到达河内的当天，戴笠就走了，第二天中午才回来，匆匆吃过饭，又拉着方炳西外出，直到晚上才回来，叫上陈恭澍、王鲁翘二人，一起外出吃“小馆子”。

从戴笠的一些做法来看，他似乎是有意识地把方的工作与陈的职责隔离开来，各干各的。甚至可以说，方炳西了解的情况，比陈恭澍还多，因为对外、对上的联系，均由方炳西操办，陈恭澍干什么，方炳西都知道，方在干些什么，陈却不知道。

后来，在刺汪的整个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蹊跷的事情，令陈恭澍这个河内工作组“组长”莫名其妙，其缘故，极可能都出自方炳西的这一条线。

方炳西，是河内刺汪的第一个神秘人物。

很可惜，方炳西没有留下任何材料，否则，他的回忆，当比陈的说法更为可观。

这一点，陈恭澍也有所察觉。许多年以后，他回忆说：“他（指方炳西）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应该列为君子型的人物。写到这里，回忆前尘，顿有所悟，方炳西先生他莫非是负有秘密任务的‘督察’？如若多想想，是越想越像了。果尔如此，他倒是适得其份的理想人选。因为他持正不阿，有什么说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绝不是个制造是非、颠倒黑白的人。”

当天晚上这顿饭，陈恭澍吃得“气闷”无比。他说：“晚上，戴先生招呼方炳西、王鲁翘和我四个人一同出去吃广东小馆子，菜肴平常，自然比不上香港，最便宜的是法国酒，无论是红白葡萄酒，或高级白兰地，都比国内低廉好几倍，只要有量，敞开的喝好了，花不了多少钱。这一晚，我们都浅斟即止，一来没有喝酒的兴致，主要的是被索然的气氛给局住了。”

吃了饭，戴笠的神秘举动还在继续，他和方炳西叫了一辆人力车走了，让陈与王鲁翘回去等他。

陈恭澍和王鲁翘也叫了一辆人力车，想逛逛河内的街景，结果还迷路了：“鲁翘和我兜了两圈，迷了路，又和蹬三轮车的言语不通，东指西划，越弄越胡涂，又兼天色已暗，更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如果像这样做侦察工作，那可真是一桩大笑话。我们好容易才找到了中国总领事馆，问明了该走的方向，这才回到了我们的住处。”

陈恭澍说得不错，后来的事实证明，派他来河内刺汪，还确实就是个“大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