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三十一）

阮清源、管容德等人收编的对象，包括两个后来的传奇人物，一个是丁锡山、另一个叫黄八妹。

丁锡山，亦名丁锡三，1906年生，上海奉贤县人。

丁锡山上学不多，仅读过初小，此后即到上海做司机谋生，抗战开始时，丁因绑架勒索被捕，押在监狱。其时，正好文强他们的勘测小组路过奉贤。据文强回忆：

“在调查勘测途中，还发现太湖湖盗首领丁锡山其人，因杀人案被囚于奉贤县监狱，判处死刑，尚未执行。同时又了解到太湖湖盗中有一股最剽悍的(数百人)唯有丁锡山可以收服。经我们建议，获得批准，由杜镛出面保释，命其待罪图功，将湖盗收编，由丁统率用于抗战杀敌。于是海匪湖盗纷纷投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丁出狱以后，果然顺利收编了前述的“太湖湖盗”，并接受了“苏浙行动委员会浦东游击总队”的番号，成为“别动队”的组成部分。

上海沦陷以后，1937年11月，汉奸李天民组织“维持会”，将丁锡山部收为“浦左警卫队”，这样，与当年“冀东保安队”的张庆余一样，丁锡山部成为汉奸武装。

为时不久，阮清源、管容德部重回江浙一带，将丁锡山，还有太湖、浦东周边，与丁类似的土匪马柏生、张阿六等等收编。

黄八妹，1906年生，本名黄百器，上海金山人。

黄八妹这个女人不得了，15岁就开始和盐警、税务勾在一起，与私盐贩子干走私的买卖，后来干脆直接当了土匪，据说黄枪法极好，当年曾号称“双枪黄八妹”，令人闻风丧胆。

抗战爆发后，黄八妹组织了300多人，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任中队长。沪战失败以后，黄部流落到平湖一带，后又被阮清源、管容德等收编。

到1938年4月底，以原有的两个教导团为基础，戴笠编成了五个支队，一万多人，基本上恢复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组织架构和规模。

1938年5月，奉军委会命令，“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在汉口。

关于“忠义救国军”这个名字，戴笠曾与文强谈起，因为其成员多为帮会人员，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接受。

“忠义救国军”由戴笠任总指挥，俞作柏为副总指挥。其时，军统局已经成立，戴笠忙得团团转，自然不可能把精力放在这边，因此，实际的责任都由俞作柏承担。

俞作柏是桂军“宿将”了，当年响应过辛亥革命，参加过“讨袁”，当过省府主席，这样的老资格，怎么会跑来趟戴笠的“浑水”？

此事说来话长。

俞作柏，1889年生，广西北流县人。

俞作柏毕业于桂林师范学堂，与白崇禧是同学。武昌首义时，22岁的俞作柏，作为广西学生军来到武汉，后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此后，俞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再度成为同学，其时，同期的广西人还有黄绍竑、夏威等人。

袁世凯称帝时，俞曾与同学离校参军讨袁，并因此而推迟了一个学期毕业。此后，俞曾短时期的进入东北军，后即返回南方，到广东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直属连当了一个排长。

也是在这个时候，俞作柏结识了日后的“广西王”——李宗仁，其时，李在林虎手下当营长。据桂系将领张任民说：

“民国十年因陆荣廷攻粤失败，林虎残部循南路退回广西，其时桂局纷乱，新旧势力，各自为政，李宗仁在‘时势造英雄’局面下，率领林虎所部一股武力驻防郁林，维持地方秩序，是时俞氏亦纠合了地方上民枪约二三百枝，投向李宗仁，充任统领。”

按：张任民，1890年生，广西柳江县人。

张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生。1923年参加黄绍竑的广西讨贼军，任总参议。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总参议，曾参加北伐。

此后不久，黄绍竑、白崇禧都投到了李的周围，李宗仁遂将俞作柏部划给黄绍竑，并将俞提拔为团长。

据说俞作柏是个“脑后见腮”的品相，在相学上，即“脑后有反骨”。当年吴鼎昌从国外回来，托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去见袁世凯。事后，袁世凯说：“此人脑后见腮，我不敢用。”

因此，李宗仁虽然用了俞作柏，但他对俞的印象并不好。某次，李宗仁曾对张任民说：“老俞这人阴险得很，从前他当排长时，有一次在剿匪战中，他因升官心切，竟在火线上从后面发弹击毙其连长，当剿匪完毕，我一时不察，即以他升任连长以补其缺。事后从目击此举的某班长口中露出这消息，我为之骇然，不过不便明言，心里知道就算了。”

此后，李宗仁部改称“定桂军”，黄绍竑部则称“讨贼军”，双方约定，统一广西之后，拥李宗仁为首，这是1923年11月的事。张任民回忆说：“这时候的广西，李宗仁和黄绍竑在东南，沈鸿英在东北，陆荣廷拥有中、西、北广大区域，成为鼎足三分的局面，各抱统一全省的念头。十三年夏，陆、沈相持于桂林，给李、黄以乘虚袭邕的机会，李部改称定桂军，和黄部讨贼军合组联军，水陆并进，六月二十五日不战而得南宁。”

这个时候，俞作柏又跳出来了，其时，俞在黄绍竑手下，已经升为纵队司令。白崇禧回忆说：

“当讨贼、定桂两军合作时，有个协议是打下南宁后推定桂军首领李德邻为共同首领，而以讨贼军首领黄绍竑为副，及打下南宁后，讨贼军扩展结果反比定桂军大，俞作柏竟往说黄绍竑要解决李及其部队钟祖培等纵队。我知此事立即见黄问：‘有这等事？’黄说：‘我不信他的。’我说：‘绝不能做，一做我先走。这不成样，洪杨之役就是由于自相残杀而失败的，今天刚到南宁就不识大义，还有何前途可言？’这件事很多人知道的，后来还是照预定选李做领袖。”

听了白崇禧的话，黄绍竑即召集讨贼、定桂两军高级将领会餐，要把话讲清楚。当时在场的黃旭初曾回忆过宴会的情景：

“席间，黄起立发言，声明组织‘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并说明他原是李德公的部将，前次由容县开往梧州自成一军，是一时的权宜策略，今番组织联军总指挥部，不过是归还建制，重新服从德公的领导。所以他以部属资格推戴德公为总指挥，他任副总指挥，绝对服从德公的命令。他说完后，举杯率在席全体将领起立向李敬酒，大家共干一杯。”

大家喝了酒，黄举起酒杯说：“今后我辈将领，誓当一心一德，服从李总指挥之领导，如有口是心非、三心两意者，当如此杯！”说罢，黄即将手中的酒杯摔得粉碎，张任民说，当时“全场肃静，气氛庄穆”。

听了黄的话，李宗仁站起来说：“八桂人民乃至全国同胞，多少年来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有军阀的混战，解人民于倒悬，救国族于危亡，我辈青年军人责无旁贷。今我袍泽既上下一心，当矢勤矢勇，以救国救民为职志。而复兴国家民族，当从统一广西开始，革命大业，肇基于此，本人不揣德薄，愿同诸君悉力以赴。”

次日，“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广西就此统一。

黃旭初说：“这是一幕俞作柏编好而未能演出的怪剧。”

按：黄旭初，1892年生，广西容县人。

黄旭初与李宗仁是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的同学，1914年毕业后，黄被选送北京中国陆军大学。后回广西，从此终生追随李宗仁，李部被改编为“定桂军”之后，以黄旭初为参谋长。

日后，与李宗仁一样，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三人，都成为广西的风云人物，遂并称为“一白二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