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三十）

1938年3月13日，戴笠奉军委会之命：“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温、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这项任务，戴笠交给了三个人：阮清源、鲍步超和管容德。

阮清源，又名袁亚承，1899年生，江苏江阴人。

在军统内部，阮清源有“游记能手”之称。

阮清源的经历比较复杂，他虽然是军人出身，却又不是黄埔系出身。阮从十几岁就投入孙传芳部下，当了一个二等兵，后被选入孙办的金陵军官学校学习，曾参加过龙潭战役。二次北伐之后，阮改换门庭，投入国民革命军当排长，后退役，考入“浙警”速成科。毕业之后，阮清源被戴笠看中，选入杭训班学习，并加入特务处。

从阮的经历看，他既上过战场，又学过警察，也接受过特工训练，可谓多面手。另外，阮虽然没有受过太系统的教育，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乔家才评价他说：“因为聪明，记忆力强，用功自习，可以背诵半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他能背诵一百首以上的长诗。又熟读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据说阮还颇有艺术细胞，“可以用一块石头和几株各种不同小树苗，制造成一盆雅致的盆景；叉可以把一块石头琢磨成美丽的图画，有的像山水画，有的又像奔马，神乎其技。”

从特训班出来以后，阮清源被派到上海区当情报组长，后曾任浙江省吴兴县公安局局长。此后，受戴笠委派，阮清源参加了康泽的“别动队”，派在第二大队，在甘肃陇南、陕西关中一带活动，参与了与红军的作战。乔家才说：“他在别动队三年，悉心研究，从实战中了解了游击战的奥妙。”

1936年冬天，奉戴笠之命，阮清源辞去别动队的职务，到西安工作，正好在12月11日到达西安，而且就住在西京招待所。

当夜，阮听到枪声，知道不妙，于是从后门溜出，躲到青年庄路、陕西省政府审计处他一个朋友处。这里紧邻西京招待所，因此阮清源目睹了宋文梅羁押“中央大员”的整个过程，并亲眼看到邵元冲在窗口被打死后摔落窗下。

乔家才说：“他在路边拾获一个徽章，便挂在身上，遇有盘问，便用手一指，自称是记者，居然被他蒙骗过去。真是险象横生，以一个外乡人，居然能够安全度过两个星期，全凭机智、镇静、应付得宜。”

淞沪战起，阮清源亦被调到上海，国军撤退以后，阮奉命潜伏下来。

其时，日寇已经开始酝酿在江南的沦陷区成立另一个伪政权，即“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正在物色人选，其中，伪江苏省的“省长”，日本人看中了陈则民。

陈则民，1880生，江苏苏州人。

陈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后回到上海当律师。淞沪战起，陈回到老家苏州“蛰居”。

11月19日，苏州沦陷。陈与日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曾经是同学，因此陈感到机会来了。12月3日，伪苏州地方自治委员会(即“维持会”)成立，陈则民任“会长”，就此落水当了汉奸。

1937年底，陈则民来到上海，与日寇接洽出任“江苏省省长”事宜。

陈心中有鬼，明明在上海有家，却不敢回去，于是在沧州饭店开了一个房间。

国土刚刚沦陷，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当汉奸，阮清源极为愤怒，决定刺杀陈则民。于是，阮化名“方新”，住进了沧州饭店219房间，紧邻着陈的217房间，以便观察陈的生活起居规律，伺机动手。

由于事机不密，1938年1月21日，阮清源被公共租界当局房逮捕，罪名是三项：“私藏军械”、“杀人未遂”和“公共危险”。

阮清源被捕，最紧张的是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因阮一旦开口，整个上海区都将面临暴露的危险。

这天，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探长悄悄对阮清源说，自己是杜先生（月笙）的人，问阮认不认识王兆槐，同时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阮清源要来纸笔，写下“粉身碎骨，决不牵连组织”几个字，托来人带出去，交给上海区助理书记刘方雄。

阮清源是抗战开始以来第一个被逮捕的地工人员，国府非常重视，令司法部门饬江苏高等法院转令上海特区法院，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为阮清源开托。

其时，上海特区法院设在租界里，尚处于中国的司法管辖之下。

从轻处理阮清源的案子，有几个有利之处。

其一，阮清源的化名“方新”，本系子虚乌有，根本查不出这是何许人也，也就更不可能怀疑他与什么组织有联系、或受谁的指使。

其二，既然不知道“方新”是何等样人，阮清源大可“装傻”，一推六二五。

阮是警校出来的，又当过公安局长，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他知道，三项罪名中，“私藏军械”辩无可辩，“公共危险”则量刑较轻，关键是“杀人未遂”一项，必须洗脱。

于是他说：犯罪总要有犯罪的动机，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陈则民，为什么要杀他？你们让他来跟我对质。

陈则民当然不敢来，他是律师，自己作为一个汉奸，跑到中国管辖的法院来“对质”会是个什么结果，他非常清楚，没准话还没说完，先挨一枪。

既然没有“苦主”，那就好办了。阮清源自己给自己当律师：“犯罪要研究犯罪的动机，杀人越货和为父报仇，同样是杀人，犯罪意念绝不相同。”

最终法庭判决，“杀人未遂”一项不成立，以“私藏军械”和“公共危险”两项罪名，判处阮清源两个月徒刑，这是最轻的刑事判决了。

阮清源在看守所里，已经蹲了两个多月，与刑期两相折抵，当庭释放。

出狱以后，戴笠即令阮清源与鲍步超、管容德一起到江浙一带收编当地的各种武装。

管容德原来也是共产党员，而且是省委一级的干部。

管容德，1903年生，浙江温岭人。

管容德是学美术的，1926年，曾翻译了一本叫做《艺术鉴赏的心理》的专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在这个时期，管容德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管容德回到家乡温岭开展革命活动，公开身份是他的母校浙江省立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1928年1月，管容德恢复了被破坏的中共温岭县委，并任县委书记。

1928年1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并改组了省委：李硕勋任组织部长、管容德为军委书记。3月，管容德出席了上海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出席会议，还以“全国政治形势”为题做了报告。

会后，管容德即回到宁海，策划武装起义，当时，当地的基层党组织认为时机不成熟，表示反对，结果被管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当时与会的任少野回忆：

“一九二八年三月间，省委管容德自杭返区，传达上级政策，批评亭旁革命群众受少数资产阶级化同志之影响，未能及时发动大规模之战争，而堕入机会主义之状态。予叶信庄、包照华二同志以留党察看之处分。吾人既已献身革命，对党之纪律及上级指导自然绝对服从，然本身武力甚单，在无可如何之情况下，乃收留祝光早、王显时等‘股匪’为臂助，决定发动大规模之暴动，乃于古历四月初二夜攻入任家村，烧去地主任友端之住屋。”

这就是“亭旁起义”，因终于条件不成熟很快失败。

1928年9月，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管容德当选为中共浙南特委书记。

1929年，管容德被捕，后加入特务处。派在杭训班当教官，教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