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九）

反对毛森离开福建的，除了陈仪，还有他的太太郑彩耀。

1933年11月，由父母做主，毛森与江山县茅坂乡英岸村郑彩耀结婚。1934年夏，郑彩耀到福建与毛森团聚。1936年3月，毛的长子毛建光出生，此后又生了一儿一女。

毛森奉戴笠之命回浙江工作，回到家乡，本来是件好事，不知何故，郑彩耀坚决反对。毛森一怒之下决定离婚，并委托同事徐松坚代办离婚手续。

按：毛森的离婚手续，最终没有办成，但夫妻感情就此破裂。1943年1月13日，郑彩耀自杀身亡。

郑彩耀不肯走，毛森的好友故旧倒是争着要跟他去：“一班朋友，闻我上前线，纷愿同行参战。嵩高同学周廷洛，厦门大学毕业后，即在福建师范任教，这是福建培植师资最重要的学府，周资深学优，为最重要之教师，也愿投笔相随，并邀同汪寿、毛松钦、徐松坚、胡思梅（浙江八师校长胡之德之子）等，同来参军。我即请周担任政训室主任，其余屈就政治指导员。邀请宪兵四团政训员，我浙江警校二期同学陈崇威，为我的副大队长。我的部属愿组敢死队与我同行，我乃挑选魏勋等数十人，誓同生死，北上抗日。”

毛森带着大家，浩浩荡荡地赶回浙江江山，却没有见到戴笠，戴已先去了武汉，“留信指示组织别动队事宜，写得满纸血泪。”

毛又率领众人赶赴江山城里，去见张发奎。

毛森离开家乡已经四年了，因此，进城的路上特地登上仙霞关，“纵目远眺”。毛森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想起祖逖渡江北伐，至中流击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此江”之故事，于是，亦面对仙霞关发誓说：“如不杀尽倭寇，光复河山，不再过此关！”

毛还在石壁上写了一句：“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这时，他的堂叔、福马公路局汽车管理处主任毛泓说：“朔风砭骨，赶快走吧！不要再吟诗弄墨了。”

毛森说：“我不会吟诗填词，只是掠前人之美，把石达开的名言，写此石上，以志决心耳！”

见到张发奎，说明来意，张表示无能为力：“我刚由上海撤下，在此稍驻；雨农我看是看到的，他没有对我讲起什么。”

至此，毛森只能靠自己了，他说：“我即在峡口设立大队部，邀请同学祝树柏，为第一中队长，祝亦八师毕业，后入黄埔军校六期。八一三战役，担任连长，负伤尚未痊愈。江山县丨警丨察局督察长戚森，为第二中队长。刚离国军军官周邦超，为第三中队长。魏勋为直属区队长。好友汪春瑞辞去医院院长，屈就医务所主任。趁着腊尽岁暮，立刻开始招募中学青年，加紧训练。”

很快，毛森就从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招收了六、七百名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人，拉到峡口进行整训。毛森说：“但我身无分文，上级经费一时未能接续，我又无法四出借贷，贻人笑柄，影响军心。确使我陷入绝境。幸仗峡口同顺布庄富商毛汉章之助，渡过难关。所幸组训干部六、七百人，初仅支付伙食、军服、毛毯、办公用品及军官、职员薪饷等，所费尚属有限。他帮我张罗挪借，应付急用，同时将陈仪送我的一批物资，调度运用，勉力解决困境。”

毛森手下的这批人，就是前面所说的浙江这边的第三部分。

1938年1月，经军委会批准，戴笠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下辖两个团：

原在安徽历口的“别动队”残部为教导一团，并以“青训班”和“松训班”的学员为基层干部戴笠自任团长，以俞作柏为副团长，负实际的责任，驻浙江遂安。

原在浙江的部分则为教导二团，团长也是戴笠，副团长何天风。

毛森后来回忆说：“上级派陶一珊、李式曾来检阅，见我操练纯熟，纪律严明，军容壮盛，甚为满意。不久奉令开拔遂安。我领队到了遂安十里铺，与东阳巍山开来的第一大队应渭水部及浦东撤出的直属中队王春晖部，合编为教导第二团。”

很奇怪的是，从未做过政治工作的毛森，被不伦不类地安排为教导二团政治部副主任。

原来，教导二团成立以后，毛森所部被改编为教导二团第二大队，因其各级骨干都是浙江江山人，故又被称为“江山大队”。毛森说：“教二团第一大队，皆系宁、绍一带游勇组成，很多是山泽好汉；我第二大队，则纯粹由学生组成；混为一团，格格不入。”

同样，何行健和戴笠派来“接收”教二团的李式曾等人，对于毛森也极为忌惮，正好以毛没有军校的学历为借口，将其排挤出指挥系统，不让他参与作战。

至于“江山大队”，也跟着倒了霉，毛森从福建带出来的各级干部，全部被编为普通士兵使用。毛森说：“我队干部及基本队员，与我关系极深，所招学员，也多系直接间接亲友子弟。或系乡亲，或慕名而来，全部子弟兵。我被调离，大家气愤不平。周廷洛及所有政训员等都辞职，并要我同进退。”

对此，毛森无可奈何地对他们说：“这种处置，虽系何、李、陶之主意，但必经戴先生之核准；我是军人，且是戴先生的学生，必须服从命令，我不能离开。”

大家则说：“我们心中只有你，不认得戴某！你既不走，我们只好自由活动了。”

最终的结果，毛森说：“与我几年共生死的袍泽及学生，大都挥泪离去，只有少数人跟在我的身边。这事我固深受打击，对于戴先生的事业，损失更难估量。”

这件事使毛森深受刺激，他说：“这一打击，对我信誉、事业，损伤极大；对戴形象，亦颇有影响；大家骂他出尔反尔，虎头蛇尾，没有担当气魄，不成大器人物。”

许多年之后，提起当年排挤他的何天风和李式曾，毛森依然耿耿于怀：“何、李固系拆戴台的奸诈小人，不久即投敌做汉奸，为爱国志士所杀。”

同时，毛森对戴笠也颇有微词，他说：“那时我即有预感，戴先生处事有始无终，出尔反尔，他的才华功业，亦只能昙花一现耳！

毛森还深入分析了戴笠当时的心态：“戴的平日论调，素重人才，不重出身履历，常扬言诸葛亮并非陆军大学毕业，历代名将，都非军校出身。淞沪崩溃时，他一时心血来潮，惶急应变，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号召爱国健儿，组织别动队。我被看中，给我有血有泪的函电，促即星夜来浙组军，京、沪、杭沦陷后，日方顿兵蓄锐，图用和谈，逼迫我方屈服。戴退武汉之后，坐下商讨整军计划，其左右力主：干部都用军校出身者；原则甚善，戴亦接受此方案。但因其一时冲动，我被牺牲了。”

毛森回忆此事的时候，正是他被小蒋挤得在台湾无处容身之际，所以他充满感慨地说：“现在想起，一人出身，影响一生事业至大。”

官场失意，情场得意，在这段时光里，毛森也不是全无所获，在任期间，毛看上了一个特训班的女学员。他后来回忆说：“女学员胡德珍，秀外慧中，立论卓异，文笔超群，使我留下深刻印象。”

日后，胡德珍成为毛森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