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八）

将“元恶大憝”交给郑沅之后，毛森就“日夜忙于追审及缉捕余党”。

这天，毛森正在家里吃午饭，郑沅来了个电话，称：“有一犯人突犯时疫症死亡。”

未经司法审判的嫌疑人死在看守所，放到任何时代都是大事，何况毛森抓来的这些人，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从法理上讲，属于“非法拘禁”，一旦日本人知道了，要引起大纠纷。如今不明不白地死了一个，那还得了？毛森听了大惊，“立刻放下饭碗赶往”。

到了泥鳅巷，毛森查看死者情形，“见死者指甲、口唇都发黑，口、鼻皆出血”。毛森是警校毕业生，学过法医，一看便知系中毒死亡。同时，毛又听到“楼上楼下呻吟声音”，不一会儿，看守报告，又有一人死亡。

毛森说：“我三步并两步，跑到楼上，见与第一死者症状相同。不久，楼下看守员又叫起来；另有一人死去。没有多少时间，先后相继死亡三人。”

毛森“环视各看守员”，都惊慌失措；只有郑沅，“阴阳怪气，面有得色”。

郑沅有个毛病，喜欢用“私刑”——凡是他认为罪大恶极，同时又因政治或法律上的窒碍，有可能逃脱惩罚的，他“多就地秘密处决”。毛森早就知道他这特殊爱好，曾“再三对其警诫”。

这时，毛森断定“郑下毒手”，即对他大骂：“郑沅！你捣什么鬼？这样做如何得了？”

郑沅“很悠闲”地说：“他们传染时疫病而死的嘛！关我什么事？”

毛森听了，“大骂叱责”说：“这样厉害的时疫病，你还敢在这里吗？你不要骗我，我是学警察的！我懂得法医，这明明是中毒现象！你赶快说，怎么把他们弄死的？”

这时，郑沅“慢吞吞”地说：“这班家伙，都是侵华的先锋！好不容易被我们捉到，将来被引渡回去，还不是干得更凶一点？尚留他们作什么？”

毛森“顿足叫苦”地骂道：“你为什么这样狂妄胡为？日本人正到处惹是生非，找寻借口；这事被他们知道，日军立即登陆福州。我陪你送了这条命事小，贻误国家事大！现在怎么办？”

接着，毛森令郑沅讲出“毒死犯人经过”，郑沅“拿出一碗用牛奶冲的草，有筷子粗细，切成寸寸，并说明是什么草。具什么毒性”。

毛森说：“我被气得半死。乃将郑沅关在房里”。同时，毛向特务处和陈仪都做了汇报，但没敢讲实话，只说“据看守员报称，系染时疫死亡”。

毛森回忆说，陈仪听了，神色“颇不安”，他说：“日本总领事曾向我查询过两次，问这些人的下落；我回答他已饬属调查。”

接着，陈仪指示说：“速买大量冰块，将各尸体冻住，将来势必请中立国医生解剖检验。”

因当时正值盛夏，毛森“只好专派几人不断的买冰”。

接着，特务处回电：认为“可能是看守员被日人收买，暗中下毒，制造侵华借口，犹如藏本事件”。并告毛森：“中央已派军法官专机来闽，办理此案。”

不久，特务处的军法官赶到福州，毛森只好实话实说，经向郑沅了解情况，双方商量对策，“认为对外绝对不能稍漏风声，亦不能请中立国验尸”。

接着，毛森又找陈仪，“向陈仪报告实情，请其对日方暂仍否认拘捕这些人。”

毛森说，那些天中，“大家彷徨无策，只好等待事态发展。”

恰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接着“八一三”抗战开始，中日全面开战，彼此已成敌国，无须再有任何顾忌。毛森说：“这时，我们重负顿释，把这批尸体，草草埋了；对郑沅也不再追究。”

这一番突然的变故，使郑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据毛森回忆，郑出狱后，曾“得意洋洋”地说：“我把这批侵华的先锋干掉，所以福州、厦门，很迟才沦陷。而且大家都不敢做汉奸，没有人帮助日本鬼子组织维持会。”

毛森说：“郑沅心狠手辣，始终不改，我离闽之后，他又闯了一次大祸。”但因此事与毛无关，他在回忆录中没写。

1937年冬，戴笠从上海退至老家江山，给毛森发来一通电报，并附了一封亲笔信，令毛“星夜回浙，号召热血青年，组织别动队，不惜任何牺牲，与日寇拚斗，牵制其深入”。毛森回忆说：

“戴公素有文才，每次用我冒险犯难时，总把我夸赞得是天下无双的青年。这个电报，他身历目击战祸之惨象，写得格外动人肺腑。描述我军数十万精锐，伤亡大半，国门洞开，敌寇纵横；南京惨遭屠城，东南精华尽毁于炮火。昔日繁华富庶，一旦变为哀鸿遍野。又引用‘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良’、‘闻鼙鼓而思良将，希临危而受重命’等激动语，要我辞去一切职务，星夜去江山面商，号召江南豪杰，组织别动队。不惜任何牺牲，缠住敌脚，俾我最高统帅，有喘息机会重整旗鼓。简直要把已倾的东南半壁，要我去撑持。”

毛森读函、电之后，“热血奔腾，热泪夺眶，正可偿我杀敌报国宿愿。”遂立即向陈仪辞行。

陈仪听了毛森的话，十分不解，说：“雨农何以有这样大的魔力？给你一个电报，你立刻要走。这里要你做的事还很多呢！迟早日必窥闽，将来杀敌的机会多着哩！何必急急去浙？”

毛森即出示戴笠给他的电报，毛说，这封电报“把我鼓捧成智勇兼备的血性男儿，好似岳飞、韩世忠，横戈跃马，力能挽狂澜于既倒”。

毛森说，陈看了以后，“知已无法强留，即送我汽车两辆，枪枝、弹药、被服、食米及军用物品一批。”

“依依惜别”之际，陈仪要毛森推荐继任人选，毛即推荐王调勋为特警组主任。

毛森在回忆录中说：“王调勋：热忱而聪明，有胆识，有毅力，对事务观察、分析，有独到之处，活动能力亦强。曾参加共产党，对福建共党情形，了如指掌。后又策动共干魏耿来归；魏耿在共党里的地位，比七○年代福建共党头子叶飞还重要。而且能言能行。”

毛森说得不错，王调勋、魏耿，都曾与叶飞并肩作战。

王调勋是福建仓山人，原中共党员。1932年6月，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主持下，连江县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支队长就是王调勋。当年10月，王调勋叛变，旋即进入特务组。

魏耿是福建福州人，其革命资历更老，很早就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之后，中共福建省委与十九路军成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达成协议，魏耿等“政治犯”被释放。

查《叶飞回忆录》，1932年，受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派遣，叶飞到闽东巡视工作，他回忆说：“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八月，闽东党先后创建了五支主要革命武装。第一支队(福安)支队长詹如柏、政委马立峰；第三支队(宁德)支队长颜阿兰，一九三三年七月牺牲后，由谢丙成继任支队长；第五支队(福安)支队长任铁锋(后脱离)；第七支队(寿宁)支队长范铁民；第九支队(连江)支队长魏耿(后叛变)，政委杨而菖。这就为闽东全区性武装暴动打下了基础。”

1934年1月，以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为主体，连江县成立了闽东工农红军第十三独立团，团长即魏耿，当年6月，魏耿任中共连江县委书记，后又连(江)罗(源)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7月，福建省政府曾悬赏2000元“通缉”叶飞、魏耿等人。

1932年2月，陈仪调动宪兵、保安团等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其时，魏耿革命意志衰退，被撤掉了军事指挥员的职位，令他看守俘虏。

当年4月，在王调勋的劝说下，魏耿叛变，并进入特务组。

毛森离闽后，王调勋接任特务组主任。次年，王调勋调上海沦陷区工作，又由魏耿继任。

叶飞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及王调勋，那是抗战开始以后，福建省政府提出与中共游击队进行谈判，派出的谈判代表就是王调勋。叶飞说：

“那时，我们把部队集中在宁德的桃花溪地区。国民党代表黄苏提出，要派人见我，以便当面向我陈述意见。派来的人叫王调勋，是个叛徒，引起了我们警惕。我们研究后认为肯定有阴谋，但也不能不让他来，看看他来究竟有什么名堂。我们决定在离宁德县城只有一天路程的半山边上的一个村子同王调勋见面。因为这个地方位于边界，消息比较灵通。我只带一个排在村子里，把主力隐蔽在村子附近五六里路的地方，以防不测。果然，这个叛徒并不是真来谈判，而是来侦察。”

至于毛森，从此一别，再回到福建，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解放前夕，他说：“我离开陈仪，未再与其联系。其后陈仪在闽的施政及胜利后接收台湾各情，我均毫无所知。”

其时，毛森当然不会想到，许多年之后，要由他亲手拘捕陈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