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七）

福建紧邻台湾，而当时的台湾还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因此，福建的日本人特别多，而这些人当中，除了特务，就是地痞，总之没有什么正经人，久而久之，成了福建的一大社会问题。原特务处成员刘震南回忆说：

“还在北洋军阀统治福建时期，福州就有一批日、台浪人在社会上为非作歹(原作者注：日本浪人是日本国民，台湾浪人是日本籍民，两者有区别，但在法律上都受日本驻外使节保护)。到了1934年，福州的日、台浪人越聚越多，作恶也极恣肆，他们挂花会，放洋债，开私典，设赌场、‘台基’(即台湾浪人设立的妓馆)、土行(鸦片馆)，据当时统计，这一类藏垢纳污，伤风败俗的场所约有500余家，遍布福州的各个角落，造成社会道德堕落，不少人因而倾家荡产，群众怨声载道。”

当时的特务组主任还是卓飞，鉴于日本人的猖獗，而诉诸法律又力有不逮，因此，他与李进德及宪兵四团团长吉章简等商量出一个“以暴制暴”的邪招儿。刘震南回忆说：

“由卓飞组织一批打手，不给任何名义，只发给印有梅花的白布条为记，并通知各丨警丨察分局暗中掩护。这批便衣打手共10人，分为城内、南台两组，每人发左轮手枪一支，巡逻街上，遇见日、台浪人作恶即行痛打。这批打手曾打过两次，第一次在城内妙巷口打了几个日台浪人；第二次在南台中平路与目、台浪人互相枪击，虽无死伤，但社会秩序大乱。日本领事立即向陈仪提出抗议，陈仪就严令李进德停止行动，所以这第一个办法只实行了一个多月。”

一计不成，卓飞又生一计：“由宪兵第四团派出便衣宪兵混入各赌场、烟馆，侦察赌徒烟鬼，然后，在门口守捕(福州人称这种做法为‘钓蟛蜞’)，但捕的人都是当地人，对日台浪人不敢动手。尽管如此，这种做法仍使赌场、烟馆营业下降，对方不甘营业受到损害，也纠集打手应付，因此有些抓到的人又被抢了回去。这办法不久亦被陈仪制止。”

到了毛森接任特务组，日本人的猖獗更甚，与福建的海盗搞到了一起，更难对付。毛森说：

“福建海盗，一向横行霸道，杀人越货，劫掠沿海居民及来往船商。又有私枭毒贩，猖獗异常。这些海盗、私枭、毒贩，多与日人勾结；其中尚有日本浪人及其属地之败类，为虎作伥，无恶不作。当地官民畏之如虎，不敢撄其锋；只有我们这班不知虎威的黄犊，不管任何盗犯，一律缉捕。但因这些日人、准日人，享有治外法权，不受我国法律约束；非特办不了他们，政府反常需向日方道歉。只严惩本国莠民，不能一网打尽，祸根自然无法清除。”

同时，日本特务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狂。刘震南回忆说：“1936年上半年，日本陆军部一个名叫山本(当是化名)的参谋，奉派来福建进行特务活动。山本由日本驻闽领事馆雇用的通译员刘三妹(福州人，住仓前山程埔头)带路，以游历之名，行侦察地形之实。他从福州出发，沿闽江右岸向古田、建瓯一路徒步行走，沿途侦察险要地形及桥梁、关隘并拍成照片，夜宿旅店单人房间，闭门书写至深夜，如是一连十余天。刘三妹虽亲眼见到山本所为，但因不知山本身份，以为真是游历，不疑有他。山本回国后从东京寄给刘三妹一信(由日领事转交)，附有戎装相片一张，并向刘致谢带路之情。刘三妹始知山本是日本军官，以游客身份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有鉴于此，毛森下了很大的功夫搞日本人的情报，在这方面，对他帮助最大的，是特务组的魏勋。

魏勋原本是福建黑帮“梅山派”的成员，毛森回忆说：“福州有梅山、寿昌两派，互成水火。我至福州之前，梅山、寿昌两位首领，早已火并俱亡，只有两派徒众，在社会上仍占很大力量。”

当时魏勋只有二十出头，已经俨然成为“梅山派”的领袖人物，后来为卓飞收服，进入特务组，成为卓的心腹。刘震南回忆说：

“保安处科员、复兴社支社助理卓高煊素与卓飞意见不合，密报卓飞贪污渎职。事为卓飞知悉，怀恨报复，指使特务组组员魏勋带流氓数人伏在锦巷附近截打卓高煊，以泄私愤。宪兵第四团团长吉章简(复兴社福建分社检察会检察)查知是卓飞所为，遂将魏勋、杨奕金逮捕，在宪兵团部进行刑讯，要魏招出指使之人。魏、杨两人熬刑不招，只认自己与卓高煊夙有私怨，因而打他。卓飞见魏被捕，恐内情暴露，甚感不安，后来见魏等没有招出，便电戴笠求援，结果魏、杨送往禁闭一年多释放。”

卓飞这番折腾的结果，是被戴笠撤职，魏勋则继续得到毛森的重用。毛说：“魏勋乃一热血青年，机警勇敢，负责任，有魄力，也很虚心听命，无论大小工作，交其办理，多能胜任完成。我们工作之所以能够惊天动地的表现，大半得魏之力。梅山派的人，都能听其支配，所以需用人手时，能得无尽之义务工作员。”

毛森的对日情报工作，就得益于魏勋举荐的王世基。毛森说：“王与日人关系极深，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有海军武官府、陆军武官府之设，其特务人员，遍布全闽；王与他们交往甚密。为日谍冲洗秘密照片的游元贞，即王之心腹；常能乘日人不备，多洗一张照片，偷交王世基转交与我。福建绥靖公署作战参谋沈谦，出卖秘密文件的大间谍案，即由游元贞取得日谍的照片，而被我破获。并介绍为日人工役、传达、送递文件等人，与我发生关系，常将书信、文件交我拍照。”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世基是“寿昌派”的，正是魏勋的对头。毛森说：“王世基乃寿昌派大将，由魏勋介绍，为我义务工作员。由此足见魏之眼光胸襟，较上一代为远阔，能为公而废私争，秉公举荐敌派之人才。”

刘震南也说：“（魏勋）逐步提升为股长、处长、参议。在非经特务训练出身的特务中受此殊遇的，魏勋可算是最突出的一个。”

对于海盗和日本浪人，毛森也没有放松，他说：“这些莠民及准日本人，常至福州、厦门，花天酒地，尽情挥霍享乐；我们亦不断追捕，有时穷追海涯地角，不使其漏网。”

到1937年夏天，毛森抓了一批“元恶大憝”，即报告陈仪，陈指示说：“暂时不必呈报公事，也不移交军法处，对外严守秘密；由你秘密囚押，立即追询余党，并尽速逮，最好一网打尽。日方如向我交涉，我准备推诿尚未接获报告；将来虽被引渡，但党羽已被翦除，他们自不能再兴风作浪。”

对此，毛森以为“确属善策”，于是即在福州泥鳅巷租下一幢“二楼大屋”，囚禁这批要犯，令特务组干部郑沅当看守长。

郑沅是福建蒲田人，接受过特工训练，是特务处的“在编人员”，毛森评价他为，“外貌忠厚而带幽默，工于心计，而且手段狠辣，任何盗匪、汉奸、毒贩、私枭遇上了他，总被斩尽杀绝。亦能刻苦冒险，他为探询海盗余党，自愿钉上重镣，与盗首同囚于狱。其干劲可见一斑。”

这次，郑沅的“干劲”大得过了头，给毛森捅了个大“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