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五）

淞沪抗战之后，部队星散，文强和其他特务处人员在撤离的路上，不断地收容被打散的国军士兵，逐渐集中到安徽祁门等地，这时已收容了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别动队”成员两千余人。文强说：

“上海战役撤退后，我改调为前方办事处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我派六个收容小组四处收容，仅得万人中的两千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同心同德抗日救国的精神，永远不可磨灭。”

此时，原“别动队”余下的成员已经分成了两个部分：

其一在安徽，这一部分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其中又分为两块。

一是文强收容的那两千多“别动队”残部，文奉戴笠之命，将他们集中到了安徽祁门历口镇，进行整训；

二是“青训班”和“松训班”的剩余人员，这部分人是由童襄带出来的。

童襄，1905年生，浙江黄岩人，军校四期步兵科毕业。

早在1935年初，童襄就开始协助戴笠的“团体”工作。当时童正新婚不久，住在杭州，也没有工作。其时，童在军校的同期同学胡国振，正担任浙江省会丨警丨察局总督察，于是就介绍他认识了戴笠，戴要求他到广州去，协助楼兆蠡工作，对此童“欣然答允”。

按：楼兆蠡是浙江诸暨人，毕业于杭州法政学校。1924年，楼兆蠡曾将《杭州晚报》改组为《浙江日报》，自任为负责人，后楼曾在上海协助邹鲁搞过一段时间的党务。加入特务处后，戴笠派楼潜伏在广东工作。

楼兆蠡的弟弟即楼兆元，杭训班第一期毕业，与毛森、张毓中等同期，亦是特务处重要干部。

1936年夏，楼兆蠡获得一份重要情报，即陈济棠已经准备起兵反蒋，楼还策反了陈的高参李宗盛，并准备让李到南京当面向戴笠汇报有关情况。

按：李宗盛是安徽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1934年8月，即红军准备从瑞金突围之前，曾与陈济棠联系，打算从广东“借路”而行，当时陈济棠派出的谈判代表就是他的参谋长杨幼敏和李宗盛。

戴笠当即令童襄“陪同”李宗盛赴南京，为掩人耳目，一到南京，戴笠就把李宗盛“逮捕”入狱，顺便把童襄也抓了起来。

此时，童襄还不是特务处成员，对戴笠的这种做法，很不理解。后来，童的浙江老乡郭履洲对他解释说：“诸如此类事，对做特工的人来说是司空见惯。”

按：郭履洲，1904年生，浙江宁海人。军校六期步科毕业。

其时，郭履周在特务处本部任华北股代股长。

1936年秋，童襄正式加入特务处，当时的人事室副主任胡子萍带他履行了“宣誓”仪式，派到华东股做情报分析，其股长即前面说过的李叶，办公地点在南京鼓楼四条巷。

戴笠非常重视培训工作，因此，除了最早的“十人团”以外，后加入特务处的，基本上都是各类“特训班”出来的，包括黄埔的毕业生，到了特务处，也得“回炉”。童襄与戴笠非亲非故，又未经任何特工训练即直接进入特务处，并被作为基本干部使用，这种情况不多。与他情况类似的，还有一期“学长”史铭、马志超，还有沈醉。

但史铭与马志超又不一样。史铭进入特务处以后，一直在杭训班当学生队长，在培养学生的同时，耳濡目染，相当于自己也在接受训练；而马志超一直在特务处本部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叫“机关干部”，没有接触过实际工作，一下子就外放出去，当方面责任，不出问题才怪！

相反，像沈醉，连军校都没上过，初中毕业就进入特务处，当时才十几岁。先是跟着姐夫余乐醒当交通员，然后学着搞情报，接着又去干公开单位，一身的本事都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而且沈醉的家风也好，母亲管教严格，尽管上学不多，却有旧学功底，又会武术，可说文武双全。因此，自己都没接受过特工训练的沈醉，却在军统的许多特训班中当过教官。

加入“团体”不久，童即被外派到南京邮件检查所任副所长。

南京邮件检查所隶属于特检处。

前面说过，1935年，为了减少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与特务处之间的矛盾，蒋介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辖三个处，第一处是党政处，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第一处是军警处，即特务处；第三处就是特检处，处长先是丁默邨，后是金斌。

由于丁默邨就是“cc系”的，所以在特检系统，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处处压着特务处一头。据中统特务刘恭回忆：

“1938年分成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机关之前，它们被称为‘一处’和‘二处’的那一段，两个部分早已发生过摩擦，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特务组织自并存以来就是不和，没有一天停止过冲突，有时是明的，有时是暗的。抗日战争前，‘一处’比‘二处’的地位较高，许多政治上的便宜都给‘一处’占面子在先，因为那时‘二处’的人力和规模都不及抗战以后特别是抗战末期那样大。例如专搞反间工作之一的南京邮件检查所和南京电报检查所这两个单位：邮检所中的中校所长张志鹏是‘一处’的，少校副所长童襄(后罗杏芳湖南酃县人)是‘二处’的。电检所的所长也是一样，是‘一处’的叶定。凡是有所检获，材料照例送局本部，而局本部的承办人又是‘一处’的应泽，没有送局本部之前，‘一处’老早就全部知道了。因为检查所里的头子是‘一处’的，下面的喽啰也以‘一处’的居多，重要站口，‘二处’的副所长这种头目，还只能从经手人那里看一点，记一点，偶尔向‘二处’汇报些许材料，完全不是堂堂皇皇的制度规定；所以‘二处’的人非常气忿，早有报复之心。已被镇压的军统特务罗杏芳当了重庆邮检所长以后，他说过：“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要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湖南土话称尿为cc)。”

八一三淞沪战起，童襄被戴笠调到“青训班”当政治教官，同时也讲“游击战术”。

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松训班”被打得稀里哗啦，余下的人由大队附葛谷光率领逃到“青训班”会合。国军“转进”之后，童襄率“青训班”、“松训班”全部人员撤离上海，经无锡、溧阳、溧水、芜湖，到达九江。此时得知特务处本部已经迁移到湖南长沙，戴笠令童襄将全部人员带到历口镇待命。

上面说的是“别动队”在安徽的一块。另外在浙江还有一块，这边稍微复杂一点，由三部分零星武装组成：

一是原驻上海浦东的“别动队”第一支队王春晖部，由何天风率领，已经奉化撤至浙江遂安。

二是浙江东阳巍山的“浙东支队”。早在抗战开始后不久，戴笠就在自己的家乡江山办了一个规模很小的“游击干部训练班”，此后，以这个训练班为主干，组建了“别动队”浙东支队，驻浙江东阳巍山，以徐君若为大队长，应渭水为大队附，政治指导员即楼兆蠡。

三是戴笠的江山“子弟兵”。领头的就是刚被戴笠从福建召回来的毛森。

毛森，原名毛鸿猷，1908生，浙江省江山县人。

毛鸿猷毕业于家乡的嵩高小学，1925年，毛鸿猷借江山县礼贤乡华祖头村毛善森的文凭，考入省立浙江衢州第八师范，从此改名毛善森。1930年毕业，回到家乡江山县立中山小学当教师。

l932年，毛善森考人浙江警官学校正科二期，毕业后被戴笠选入杭训班，受训期间加入特务处，从此略去名字中的“善”字，改名毛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