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四）

另据朱学范回忆，别动队唯一没有参与作战的，就是他的第三支队。他后来回忆说：

“八一三上海抗战坚持到十一月中旬，第三支队一直待命，没有上过前线。国民党军西撤前三天，刘志陆命令第三支队将全部步枪交给浦东第二支队。国民党军撤离上海时，当晚我宿在第三支队队部，翌晨天刚亮，哨岗报告，丨警丨察已撤走，两卡车日军正向枫林桥开来。当时我对部队和丨警丨察都撤走，而没有预先通知我，好生奇怪，使我毫无准备。由于我们手中只有手枪，无力抵抗，就从后门撤走，但法租界的铁门已关闭，我们就跨过肇家浜进入法租界。”

次日，朱学范去找杜月笙，准备要些遣散费，以便将第三支队解散。“杜月笙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拨给几千元，每个军官发六元，每个士兵发三元。我将手枪交还了杜月笙，留下了二十五支，藏在民立中学教务长吴叔和家中(我担任过民立中学秘书长，故与吴叔和相识)。后来铲除汉奸陆连奎(原公共租界巡捕房督察长)和陆伯鸿(伪维持会会长)，使用了这批手枪。”

坚持到最后的，还有王兆槐，他的办公室在白云观，一直支持到敌人抵达石灰桥，距离白云观只有要半个小时的路程了，才遵命放弃。

要走了，问题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还关着四十几个准备处决的死刑犯，如何处理可犯了难。王兆槐觉得，都是中国人，如果在日本鬼子到达之前将他们处死，于心不忍。于是打开牢门，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死刑，敌人马上就到，我自作主张，把你们放了，希望你们从今以后，重新做人，不要再犯法，赶快去吧！”

“谢谢处长再生之恩!”犯人们感激涕零，跪了一地，给王兆槐磕头。

王兆槐找戴笠报到，戴给了他五千块钱，要他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率所有重要干部离开上海，通过香港转往武汉报到。

整个特务处，文强几乎是最早到上海的，也是最晚离开的，称得上善始善终。

淞沪抗战期间，除戴笠交办的事宜外，文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运用程克祥和“文友社”开展对日谍报工作。

文强举了两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通过两位女记者的引诱，在租界上将同文书院的一个名叫福田信一的间谍教授绑架过来。这个以教授作掩护的日谍上尉，被绑架通过法租界时，指导这一行动的余乐醒本是老手，这次要他一手教出来的学生王业鸿接替了自己。不料第一次用麻丨醉丨剂里在打湿的毛巾里，一堵住那个伪教授的口鼻，他便大声呼救起来，王业鸿慌了手脚。但两位女记者从容和镇定地对前来的安南巡捕说，家兄有神经病，做姐妹的要护送他入精神病院去检查病状，就这样顺利地把他绑架到了南市丨警丨察局收禁起来。”

文强还说：“文友社的汽车司机是程克祥引来的，颇为狡猾，很难对付，王力多次向我汇报，要换掉他。我商之于两位女记者，安占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说只能以毒攻毒。由她们在日本谍报人员中点火，说司机骄傲，看不起中国人，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说他是日本浪人，要对付他。日谍做贼心虚，便力促他以自动解雇为名调走了。程不知以毒攻毒之计，反而大喊无司机怎么办？我乘机又以招考为词，暗中商请朱学范先生介绍了一位司机。朱先生介绍来的这位爱国司机陈阿毛与王力配合，称得上得心应手。”

另外，在文强晚年出版的“口述自传”中，文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段“智斗郎本实仁”的故事。

按：郎本实仁，通称为楠本实隆，日文写作“楠本実隆”。

楠本实隆，1890年生，1912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21年11月毕业于陆军大学。1937年9月，楠本实隆任上海派遣军司特务部总务班长，大佐军衔。

看文强早年的回忆录，头脑极其清晰，思路十分严谨，记性也不是一般的好（凡干特务干出名堂来的，没有糊涂车子），解放以后，文强与沈醉、董益三等人曾经负责对“文史资料”中有关军统部分的所有回忆录进行审核，并指出其中错讹之处。

但是，文强口述这本“自传”的时候，已经八、九十岁了，高龄老人回忆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出点错误很正常。问题在于，像智斗日本间谍这样光彩的往事，当年在战犯管理所写交代材料的时候，文强为何只字不提，毫无道理嘛！

另外，从《文强口述自传》的叙事风格来看，明显是一位老爷爷给后辈讲故事的架势，说句对老年人不敬的话，多少给人以“满嘴里跑火车”的感觉。偏巧，听故事的后辈，对当年的事情又不甚明了，那就只能是“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你说什么，我整理什么。大概齐一看还行，不能深究。

按：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何故，总听成“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边”，还挺不可理解，心想妈妈要讲故事去哪儿不行，干嘛非跑谷堆上头去啊，挺危险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怀疑文强“口述”的真实性，但由于其文学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对这段精彩故事不再引述、也不再做无意义的考证了。

11月底，戴笠离开早已沦陷的上海，行前，留下两道命令：

一、令上海区区长周伟龙率行动队队长赵理君等人转入地下，继续开展对日斗争。

二、撤销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令文强改任前方办事处处长，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并将他们集中到安徽祁门县历口镇进行整训。

行前，章乃器、胡子婴夫妇在扬子饭店为文强饯行。文强回忆说：“他俩带着可爱的女儿与我谈了不少珍重惜别的话，还特别提到他们原来担心程、彭不义，在我们的帮助鼓励下，使他们的学生终于一边倒，他俩也就放心了。

对此，文强也十分感慨，他说：“文友社的反间谍战虽不到两个月，但程、彭两人在复杂的斗争中由脚踏两只船，渐渐感觉到爱国主义的威力，不得不自表忠心，文友社也就成了一边倒的既不文也不友的反间谍掩护机关，既是对付日谍，同时也是对租界当局的一种难以告人的苦斗。文友社之所以能做到一边倒，章乃器、胡子婴这两位爱国人士是出了大力的。”

至于程克祥，文强说：“程克祥表忠诚后，得到了戴笠的信任，要他保持与日本间谍网的联系，并得到日本给他的新任务。我将他带到南京，交给南京区长钱新民，运用他与日谍作斗争。”

令人十分费解的是，文离开上海之前，并没有将程克祥就地交给上海区区长周伟龙联络，而是将他交给了南京站站长钱新民“运用”。

文强说：“他（按：指程克祥）一到南京，便住进德国饭店，这时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已开始形成。”

文强此举，实属“歪打正着”，此后的发展，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文说：“后来程克祥隐藏在伪周佛海的庇护伞之下，一直到日本投降时为止，与彭寿等成为八面玲珑的新贵。”

文强这话，让人觉得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感觉，因为在当时，无论是他、还是戴笠，都没有想到，日后，程克祥——这位眉清目秀、文质彬彬戴副眼镜的年轻人，居然会立下策反周佛海的不世奇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放眼整个军统，京沪两地，不下两、三千名特工，抗战八年，能够坚持到最后，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戴笠的，不过程克祥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