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三）
11月9日，国军逐次向青浦、白鹤一线“转进”，后继续“转进”吴福线、澄锡线，向浙皖边境退却，留下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第55师李崧山部的一个旅固守南市，掩护撤退。
当晚，上海区区长周伟龙进入南市，找到“别动队”第五支队长陶一珊，传达戴笠的指示：“令陶一珊以招商局码头为指挥部，率第五支队部及二、三两支队各一部，配合国军协防南市。”
陶一珊是江苏人，军校六期毕业。据沈醉回忆：“通讯员中，我还记得姓名和地点的，如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陶一珊（化名陶式贯）。他是由潘佑强介绍给戴笠的，因为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有公开职务，不会发生问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
按：吴淞商船学校，即由西门子总顾问杨志雄当校长的那个学校。
淞沪抗战爆发时，陶一珊任上海公民训练联队总队长，后即由公民训练联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五支队，在整个别动队里，这个支队的素质也是比较高的，仅次于全军战死的第四支队。
南市紧邻法租界，周伟龙告诉陶一珊，法租界当局已经宣布：“华法交界的各铁栅门，一律于当晚十二时关闭，禁止通行”，要陶一珊作最后孤军奋斗的准备，死守南市。周还说：戴先生已准备好两万个面包，两百面国旗，马上就可送到，要陶一珊把这两百面国旗插遍南市各角落。
陶一珊部的战斗极为艰苦。万墨林后来回忆说：“十一月九日正午，国军大队业已全部后撤，第五十五师只留下一个张旅。守南市的部队，除了这一旅人外，便是陶一珊、朱学范仓促成军的两个支队。他们抱必死的决心，利用熟习的地形，和如潮涌来的日军逐屋作战。这一些清洪帮弟兄和劳工们组成的义勇军（陶一珊的第五支队都是爱国青年不是清洪帮），居然阻遏了日军猛攻，历时三天之久，誓死不退，前仆后继，真是抗战史上一项奇迹。在连续三日鏖战之中，敌机和重炮从早到晚，连番猛轰，整日硝烟弹雨，烈焰腾空，将人口稠密，市尘繁盛的南市，所有的房屋几乎夷为一片平地。”
此时，最着急的是杜月笙。万墨林说：“在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先生和他的家人朋友，登楼眺望，见到南市浦东浓烟处处，弹道交织成密集的火网。杜月笙先生一向视他的学生子弟们有如家人骨肉，那三天里面他焦灼彷徨，目不交睫，红丝布满两眼。他不断的眺望南市浦东，不断的派人前去打听滑息。当他听说敌军攻势越来越凌厉，南市守军情势危急，他便愁眉苦脸的在客厅里往返踱躞，急如热锅蚂蚁。”
万墨林回忆说，当时，在“在一厅肃然中，他仿佛下定了决心”，转过头来，交代万说：“我要跟戴先生通电话，你去联络一下。”
万说：“在电话里，戴先生同意了杜先生的建议，南市一战，任务全部达成，再打下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唯有全部牺牲。为了保全实力，继续从事游击，戴先生决定撤退南市守军，化整为零，一部份由杜先生设法，进入租界；一部份转进浦东，另行编组游击队伍。”
陶等遵令坚守到11月13日早晨，接55师电话通知，“掩护主力作战任务业已达成，奉命向吴福线转进。”此时，上海市公丨安丨局的丨警丨察总队也已经奉命撤退，陶一珊部遂成为最后的孤军。
当日下午四点多钟，日军占领高昌庙、徐家汇以西地区，南市已经遭受敌军炮火袭击。傍晚，上海市政府一个耿姓秘书送来命令：
“（一）决定放弃南市。（二）已恰妥法租界当局，自晚十一时开始，开放南阳桥铁栅门，全体官兵按次序鱼贯向法租界撤退。（三）南阳桥铁栅门内，由法国陆军维持秩序。我撤退官兵应与之合作。（四）全体官兵应一律将武器装备器材交由法国陆军接收。（五）为保障撤退官兵安全，一律乘特备卡车送往萨陂赛路小学、辣格纳路小学及汇通小学等校，集中管理，听候处置，如有争执，法租界当局不负责任。”
对此，陶一珊表示：“没有戴先生的命令，不能遵办。请设法请戴先生来一道书面命令。”
耿秘书说：“这项决定是我政府接受法国政府的请求，并且是俞市长和戴先生电话洽商很久才决定的。宋子文先生也和戴先生通过电话，主张撤退，现在无法再和戴先生通电话。”
俞鸿钧也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陶心想：“俞鸿钧既和戴先生电话商妥，则他的命令也可以代表戴先生了。”于是决定遵令撤离。
当夜12点，陶一珊部开始按次序通过铁门进入租界，等全体进入租界之后，陶一珊发一声喊，全体人员立时丢下武器，撒腿就跑。
陶一珊长了个心眼，吸取八百壮士的教训——根据耿秘书传达的命令：“为保障撤退官兵安全，一律乘特备卡车送往萨陂赛路小学、辣格纳路小学及汇通小学等校，集中管理，听候处置。”那么，陶一珊的部队，一旦进入租界，等待他们的，岂不就是与八百孤军相同的下场么？
因此，早在撤离之前，陶就叮嘱手下，一旦进入租界，大家听口令行事。绝不要那么老实，听从法国人的摆布。
与八百孤军不同，陶的手下，都是上海本地人，熟悉地形道路。陶呼哨一声，大家四散而逃，见弯就转，顷刻之间跑得一个不剩。
法国人没有想到陶一珊会“不守信用”，弄这么一手，猝不及防，眼看着大家消失在黑暗之中，亦无可奈何。
11月17日，陶一珊来到陶尔裴斯路十五号去见戴笠。
见到陶一珊，戴笠立时想起了全军覆没的第四支队，多少有些伤感。他说：“我判断中日战争，是长期战争，也许要打十年八年。这次别动队作战部署，是我核定的。搅乱苏州河北岸敌军，掩护十万国军安全撤退到苏州河以南，从容进入新防御阵地，避免敌军跟踪追击，减低损伤到最低限度。虽我第四支队全军殉国，令人伤心，然对淞沪战争第二阶段，能防守这样长久，对以后整个抗日战争的民心士气，影响很大。且对我特种工作同志，配合国军作战，打开一条灿烂的前途，四支队同志牺牲是值得的。”
戴笠接着说：“五支队固守南市，掩护国军转进，虽受外交牵制，只能守五日。然全体队员大半为大专学生及工厂商店之小东主，又属富家子弟，能守五日，使南市居民安全转入租界，同时财产转移至租界者甚伙。对以后各地作战，发动民众协助。有模范作用，差堪告慰。这班人可到历口去报到。”
说完，戴笠交给陶一珊三千港币，让他到汉口待命，戴笠特别叮嘱说：“你到汉口，当然要先到香港，再乘火车北上。在港不可暴露身份，也不可久留。”
早在1937年9月3日，戴笠经呈报蒋介石批准，在湖南临澧开办“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因戴笠一直忙于上海战事，同时因战时招生困难，延至1938年1月开班，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丨警丨察人员训练班”，简称为“临训班”，以陶一珊为学生总队总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