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二）

最后撤离的，还有上海市公丨安丨局长蔡劲军的上海丨警丨察总队。

蔡劲军，1900年生，海南万宁人，军校二期工兵科毕业。

蔡劲军有个与他同岁的叔叔，叫蔡凤翁，是军校一期生，毕业后曾任军校四期入伍生队区队长。“福建事变”时，蔡凤翁曾奉命随刘戡部入闽清剿，与十九路军张君嵩部在仙游激战。

1936年，蔡凤翁英年早逝，年仅30岁。

蔡劲军毕业以后，先是派到海军，历任海军光华、江固舰党代表、舰长等职。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蒋介石将他的总司令部安在了南昌，1927年，蔡劲军任南昌行营工兵营长。

也是在这一年，老蒋因“宁汉分裂”下野，蔡劲军遂与另一个军校二期生胡靖安各找了些军校同学，为老蒋义务收集情报。后来，他们俩的小组织被称为“密查组”。蔡劲军的这一组里，就有他的二期同学郑介民；胡靖安这一组里，则有他的六期学弟、后来又成为他的上司的戴笠。

据沈醉回忆：“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

此后，老蒋复职，1928年，蔡劲军任蒋介石侍从副官。据周士第回忆，在此期间，他曾找过蔡劲军，拟通过他暗杀蒋介石，但蔡没有同意，反而让周投到国民党这边来。最终是二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当然蔡也未出卖周士第。

按：周士第，1900年生，海南琼海人，军校一期毕业。

1932年，蔡劲军加入了复兴社。1935年，蔡劲军任上海市公丨安丨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此时，戴笠的特务处已经成立，并在上海成立了最大的一个省级单位，即上海区，急需公开单位的支持与配合，但原来的公丨安丨局长文鸿恩对戴笠不感冒，戴很头痛。没办法，文鸿恩的资历太老了。

文鸿恩，1892年生，海南文昌人。

文鸿恩于1917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比朱德整整晚十期，与叶剑英则是同期同学。

文鸿恩也参加了北伐，南昌就是他的部队打下来的，并因此晋升少将军衔。1932年，文鸿恩任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兼上海市公丨安丨局长。

1934年10月，文鸿恩病逝，由蔡劲军接任。

蔡与戴的渊源，自又不同，在蔡的同意下，戴笠将上海区督查陈质平派入上海市公丨安丨局，当训导主任，这是戴笠的特务处渗透公开机关的开始。

1936年10月，蔡劲军与宣铁吾等一道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这个少将，整整比戴笠早了十年。

由于上海市公丨安丨局长这个职位的特殊性，蔡劲军与诸多社会贤达都打过交道。

1935年，杜重远主编的上海《新生》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人认为其中有些言辞涉及对天皇的“侮辱”，因此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这就是“《新生》事件”。

事情发生以后，国民政府无奈将杜重远判刑，因蔡劲军与杜私交很好，因此杜在狱中享有特殊待遇，可以随时接受来访，杜重远与张学良的会见，就是在这一期间发生的。

1936年11月22日，邹韬奋等“七君子”被逮捕，邹在他的《经历》一书中曾记载：“28日上海市公丨安丨局局长蔡劲军设晚宴招待我等六人（按：史良被另押女看守所），诡称抗日救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两样，只要把‘误会’解释清楚，便没有事了。我等驳斥了强加于我们的所谓组织非法团体、煽动工潮、勾结赤匪一类罪名，把蔡某的虚伪手法顶了回去。”

“七君子”入狱之后，杜重远还曾找过杜月笙，请他说项，让蔡劲军为释放“七君子”发挥积极作用。就在“七君子”出狱后不久，1937年8月10日，杜重远得知日军有可能从浏河登陆进攻上海，即告蔡劲军，让他告知上峰，增强浏河一带的防范。

淞沪抗战之前，蔡劲军还见到了梁漱溟。其时，“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已经成立，梁漱溟是参议员，到南京开会，途径上海，顺访蒋百里。梁在《忆往谈旧录》中谈到：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前几日，我正在上海访问蒋百里先生。我与他长谈多次，内容是有关抗日大局问题。蒋先生认为，论打仗，目前中国难以取胜，但只要绝不与他妥协，最后中国终归会胜利。他还指出，山东战略地位重要，而我在此处做乡村工作多年，又为自卫在推行训练壮丁的计划，工作有基础，因此劝我速回山东，做应付战事的准备。经他热心督促，我在上海只停留三天，即于十一日乘车离沪。车开行前，雷国能（四川人，顺天中学同班同学，留美习法律）陪同上海市公丨安丨局长蔡劲军与我相见。我与蔡原不相识，只是此次到沪经雷介绍，说他愿意认识我，却无时间会晤。不期他们来到车站，就在站台上立谈了二三十分钟，蔡低声耳语，告我以敌我双方紧张形势，但说尚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上车就寝后，久久不能入寐。”

淞沪开战以后，上海市公丨安丨局长蔡劲军的上海丨警丨察总队和吉章简的上海保安总团，都被编入战斗序列，参与作战。

吉章简，1900年生，海南崖县人，军校二期工兵科毕业。

吉章简与蔡劲军同岁，亦是同乡、还是同期同学，连专业都一样，都是学工兵的嘛。因此，二人的经历也差不多，都是“东征北伐”出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吉进入宪兵系统，任宪兵四团团长，与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一起驻北平。后来，在《何梅协定》中，日方处心积虑要赶出北平的，就包括他们。

陈恭澍曾回忆说：“张案（按：指刺杀张敬尧案）做后不久，接到正式通知，我已由‘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会员，提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社员。同时，王天木、白世维均准直接加入‘力行社’为社员。当然，这是由于郑介民先生的保举。我和白世维编入同一小组，自从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并经过‘军会’、‘青会’合而为一以来，这才开始参加小组活动。记得我们同属于一个小组的，有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宪兵第四团长吉章简、宪兵营长韩文焕、宪兵第三团团附丁昌等，小组长是吉章简老大哥。”

其时，与蔡劲军、吉章简并肩作战的，还有同为海南人的京沪杭甬铁路局丨警丨察总署署长吴乃宪率领的铁路丨警丨察部队，他们三人的手下，最多只能算是准军事部队，但作战之顽强不逊于正规军，所以当时这三个人被誉为“海南岛三杰”。

其时，“三杰”当中，吴乃宪早就加入了特务处，而蔡、吉二人，尽管都是复兴社成员，却与特务处没有半点关系。

不过，蔡劲军、吉章简都不会想到，许多年之后，他们终归成了戴笠这个小师弟的手下。

在淞沪抗战的最后时刻，蔡劲军的上海丨警丨察总队驻守南市，他们和陶一珊的“别动队”第五支队成为最后撤离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