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

在淞沪抗战中，张炎元也是最早被调到上海的干部之一。他后来回忆说：

“十五日我接到戴先生自上海发给我的电报，嘱速离京赴沪。十六日在上海法租界见到戴先生，要我到京沪警备总司令部去当一个联络参谋，任务是搜集战地情报。我在当时的本职是宪兵政训处长。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便到达了京沪警备总部。司令官张治中，总部设在南翔，当时铁路和公路交通都已中断了，研究结果。以骑脚踏车最为妥当，戴先生也同意了。他只是担心我脚踏车骑得不好，我告诉他，我在洪公祠就学好了，他才放心。”

张炎元说：“我除了随身衣服外，只带了一个小箱子。另外就是一张帆布床和一条棉被。所有东西，绑在车后面。当天下午由公路直走南翔。初秋的气候，天空晴朗，公路上车辆很少，人也不多。走出上海市郊不久，忽然听见飞机声音，就知道敌机来了，赶快下车，把车子停在路旁，自己躲在路边水沟里。三架敌机低飞，向马路上扫射，一排一排的在马路上冒出灰尘。敌机过后，我继续骑车前进。这样敌机来了三次，我也躲了三次。到达总部，已是黄昏的时候了。”

以后总部又从南翔迁到真如、后又迁到青浦，司令官由张治中而朱绍良、而香瀚屏、最后是张发奎。张炎元解释说：“我们之所以迁来迁去，为的是避免敌机轰炸。差不多每天都有敌机在前后左右村庄轰炸，可是总部所在地，从来没被轰炸过，真是幸运。”

张炎元的主要任务，是跟在司令部负责搜集情报，戴笠每天派他的警卫王鲁翘来取一趟。

王鲁翘也是英俊少年，其时，他刚刚从杭训班毕业不久。张炎元说：“戴先生每天派人来拿东西。来人是王鲁翘同志，他那时大约是二十岁左右，骑了一辆摩托车，总部的人都说这小家伙长得好漂亮。因为大家对他印象好，无形中也帮了我的忙。”

据张炎元回忆：“当时喻耀离同志也带了一批人在战地工作，他们是专门查拿汉奸的，我们经常碰面。”

随着淞沪战场的节节败退，喻耀离的“浦东小组”已经无法立足。他后来回忆说：

“到九月，敌大军开沪，滨海地区全为敌所占领。我军退守南翔、牛行、大场之线，本队自难在沪立足，随军撤至南翔。戴先生亲自带我去见当时驻南翔以西八十二号桥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配属该部工作，改编为京沪警备司令部巡察大队，并通令各军师知照。规定任务：一、侦捕汉奸。二、协助宪兵维持地方秩序。三、保护电话畅通、桥梁安全。四、救护被敌机炸伤军民。五、防空监视。六、调查各军师军风纪。七、向导新来部队进入阵地。八、劝导民众疏散。

当晚年的喻耀离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仍不无自得地说：“主管长官虽更调频繁，本队工作则不受影响。工作虽然困难，但成效极大，在此两个月工作期间，捕获汉奸嫌疑犯七十余名，日谍二名，救护被炸或前方退下之伤病军民三百余人，各线电话极少中断，尤其委员长对前方通话专线从未遭破坏。”

在回忆中，喻耀离曾说：“张炎元先生时为警备总司令部联络参谋，撤退时亦同行。”

事实上，张炎元是最早撤离上海的特务处干部，早在10月9日，即随张发奎的“右翼作战军”司令部开始撤退。

10月9日这一天，在淞沪抗战中是个“坎”。当天，登陆日军攻陷大场镇，突破蕴藻滨南岸，打通了通往上海的沪太公路，即将与原驻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形成对我军的合围之势。

张炎元说：“十月九日总部因前方情况紧急，向后方撤退。十日早上我们开始行动，当时找到了一只小船。可以坐六七个人和行李。我们的目的地是昆山。船在小河里行走，不仅很慢，而且一批一批的大小船只，如同蚁聚。下午四时许，到达离昆山不远的地方。河面渐阔，大小船只也更多。在河里行船一天，虽有敌机不断的从天空飞过，但我们并没注意，敌机也没有低飞扫射，大家都以为这一天可以平安渡过了。”

张炎元不愧是资深特工人员，此时，他的“第六感官”救了大家的命。他说：

“不意正在这时，我发现有三架敌机，飞得特别低，自己心中一动，怀疑他会对河里的船只投弹，因为当时船只实在太多，目标显著，容易引起注意。乃立刻下定决心，我说鬼子飞机不对，我们上岸躲一下，船夫立刻靠岸，我们船上共六个人，大家立刻离船。飞机很快就到了头上，果然在船群里投了很多丨炸丨弹。丨炸丨弹投到河里，水花爆溅，许多船只被敌机炸得四分五裂，人和船被抛到空中，再跌落河里，惨烈情形，使人心胆俱裂，也使人愤怒万分。我们的船也被炸中了，敌机过后，大家到河边去找寻行李，东西都不见了，只找到一卷铺盖，棉被落水，重量在百斤以上，两个人才能抬上岸，棉被湿了，不能再用，被面被单，有炸破的洞三十多个，假使这些洞是炸在身上，准会没有命。”

事后，同船的“右翼作战军”司令部一位孙姓参谋曾问张：“何以知道敌机会对我们投弹?”

张说：“我也不知道，只是感觉不对，大概所谓心血来潮就是这个道理。”

孙又说：“我们相处一个多月，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特别，你对于来来去去的敌机空袭。好像满不在乎。你为什么这样镇定?”

张炎元说：“这很简单，敌机来了，假使他会炸中你，你躲也躲不了，假使你慌慌张张，就容易遭殃，反过来你镇定一点，也许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事后，张炎元还在想：“河里那么多的船，死伤一定很多．我假使没有上岸，也是其中之一。我又想起那残暴的敌机，我看见丨炸丨弹由敌机下来，一个一个的。丨炸丨弹身上一条条的白线，我都清清楚楚的记得，敌机上的飞行员戴着飞行帽。伸首到机外看下面被炸的情形，我都看得非常清楚。”

张炎元怒斥说：“战争本来使人类变得残忍。在战场上杀人是自卫，不得已，但在后方对无抵抗的人民滥施轰炸，这是最野蛮的兽性行为。”

船给炸了，行李也没有了，这下好了，张等“空手步行”进入昆山。他回忆说：“昆山当天也被炸得十分凄惨。我们到达时。已是薄暮，敌机虽没再来，但被炸后的街道，仍有很多地方在燃烧，死伤的军民到处可以看见。这一天是双十节，也是我生平所过的最惨淡的双十节。”

按：1937年10月10日是抗战开始以后的第一个“双十节”，当日，蒋介石发表“国庆演说”，表示“决抗战到底，于持久苦斗中求得最后胜利”。

撤下来的“右翼作战军”司令部人员都集中在昆山图书馆，张炎元说：“司令官张发奎和副官处长黄华南也住在一起。晚上我看见他们在一桌吃饭，黄是我中学的同学，他们饭后，我问他有没有剩下菜饭，黄华南取来一个饭堡和一个菜盘。饭煲里有半煲剩饭，菜盘里也有点东西，是白菜烧鱼汤，有点白菜，有一个鱼头带鱼身骨和尾。我们三个人（五个人走了两个）每人分吃了一碗多饭。昆山十月天气冷了，我们是用开水泡饭吃的。”

许多年之后，提起此事，张炎元犹无限感慨地说：“我永远记忆，生平吃过东南西北中外筵席，但以此次半碗冷饭印象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