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十九）

前面说过，特务处甫一成立，便着手举办自己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张炎元和另一个军校二期的“学长”岑家焯被调去当区队长。

不久后，特务处扩大，其本部从徐府巷（即“乙”地）搬到四条巷，当时特务处人员习惯称之为“鼓楼办公室”。

张炎元说：“戴先生完全为效忠领袖而工作，开始时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他在前方，亲自调查，得到资料，就自己写好报告．呈给领袖。在鸡鹅巷，开始有少数幕僚人员，到鼓楼时，才有比较完备的编制。”

其时，特务处在处长、副处长一下，增加了一个“幕僚长”，称书记长，此时的书记长就是刚刚从“托派”中出来的梁干乔，分管情报工作。

此后，张炎元亦被调回特务处本部，当总务科长，后又转任情报科长。张炎元回忆说：“粱干乔先生把情报科业务移交给我，正当福建事变的时候，我们不但白天办公，晚上也办公。督察室考核同志的言行和工作，非常认真，大家都不敢随便。”

按：张炎元所说的“督察室”,当时其实称为“督察股”，第一任督察股长，就是曾代表戴笠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柯建安。

柯建安，1899年生，江西武宁人。军校三期步兵科毕业。

柯建安的经历，与张炎元几乎完全一样，也是在校期间就参加了东征，然后又参加北伐，接着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然后加入复兴社，最后加入特务处，任督察股长。此后不久，戴笠控制了“浙警”，柯建安被调去当教务主任。再后，特务处建立江西站，柯建安又被派回老家，成为第一任江西站站长。

1934年底，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因绑架刘兆南一案发作，弃职潜逃，其余的人几乎都给抓了起来，北平站几乎瘫痪。张炎元临危受命，被派到北平救火。

到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时任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的梁干乔被派回老家搞策反，张炎元将北平站站长职务交给了刚刚从特务处书记长位置上卸任的李果湛，回到南京接替了梁干乔。

淞沪抗战爆发时，张炎元刚刚把老婆孩子送走。他后来回忆说：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初，南京上海情势非常紧张，八月十一日早晨，我和梁干乔兄两人，送家眷去上海。梁太大带着四个孩子，我的太太也带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十岁，第二的男孩六岁，第三女孩三岁。另外还有胡天秋太太，带着她刚生下来几个月的儿子，三位太太，后来都到了我的故乡梅县。胡太大也就住在我家里，她的儿子胡波平，和我在故乡出生的儿子是同年，今年（三十九年）应该是三十四岁了。当时南京下关，逃难的人多，拥挤不堪，我因为服务在宪兵，得宪兵的帮助，勉强上了火车。人和行李都是从窗口里塞进去的。我太太正在怀孕，她上车尤感困难。我们到了上海，十二号把她们送上船，当天晚上乘夜车回南京，在火车上听到消息，说上海战争已爆发了。”

其时，梁干乔刚刚从华北回来，前面说过，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戴笠第一时间派梁干乔为华北办事处主任，前往平汉线郑州一带部署潜伏工作，并在在十天之内，在9个城市布置了9部秘密电台。

按：胡天秋，1901年生，江苏宿迁人，军校六期骑兵科毕业。

胡天秋与戴笠、徐亮都是在军校时的同学，刚入伍的时候，胡与徐亮，还有后来成为名将的廖耀湘，都分在骑二连，接受入伍生教育。

胡天秋亦是军统“十人团”之一，但他不太显山露水，与另一个“十人团”成员之一马策一样，都属于不太显山露水的。

张炎元说：“十四日我在南京，看见木更津式日本飞机的空袭，看见我空军和日机英勇作战时，击落日本的大型轰炸机。”

张炎元所说的，就是“八一四”空战大捷，领头的就是著名的空中英雄高志航。

高志航，1907年生，吉林通化县人。时任空军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

高志航部是前一天、即大战爆发的当天，才被调到淞沪战场的，据时任空军轰炸独立第三十二中队飞行员的唐中和回忆：

“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时，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其大队(辖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共三个中队)，从河南周家口飞到笕桥机场待命。空军第四大队是当时空军作战部队中配备力量最整齐的一个大队，从中队长、分队长到飞行员，全部是笕桥航校毕业的学生，配备的战斗机是清一色的美制‘霍克’战斗机，双翼，起落架可收放，武器每机有大‘考尔脱’两挺，可携带二百五十磅的丨炸丨弹两枚，巡航时速约一百七十英里，续航半径约二百八十英哩。”

8月14日下午一点半钟，笕桥机场得到消息：“有敌人双发动机的轰炸机九架，已飞临曹娥上空，续向西飞，直指杭州笕桥。”

高志航听了，当即在全大队中点了九个人，并说：“背上保险伞立即跟我出发，我首先起飞，你们一个接着一个起飞。在空中不要失去联系，抓住敌机，立即攻击，最好以后上方进击。”接着高又鼓励大家说；“大家必须抱着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视死如归的决心！”

在当天的空战中，共击落三架敌机，唐中和说：“第一架是披大队长高志航击落的；第二架是被中队长李桂丹击落的。第三架是谁击落的已记不清。当高志航返航落地回到停机线时，在地面所有的飞行员都拥到他的机旁，高声欢呼，那种兴高彩烈的情况，真是动人。”

次日，敌机再次来袭，出击的依然是第四大队，又将敌机三架击落。

陈克文在1937年8月15日的日记中说：“夜间雷秉三太太携收音机来，终夜倾耳静听，知来袭敌机，当堂击落者六架，我方仅略受损失。我空军应敌敏捷英勇，殊得市民之赞颂。”

陈克文还说：“闻敌机明日将有五十架来袭，恐其威胁之程度，亦不过如是耳。”

陈克文想得太乐观了，“八一四”大捷是整个抗战当中，我空军不多见的胜利之一。此后，制空权就完全丢失，我军被死死地压制在地面，连头都抬不起来。尤其是1939年、1940年两年，日空军对重庆的疯狂轰炸，几乎到了如入无人之境的地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戴笠的“中国摇倍匀站苈氲钠埔耄渥饔茫鼋鍪悄芄桓嬷本郑叭毡救说暮湔ɑ戳耍峡焱ㄖ习傩兆攴揽斩础倍选�

至于高志航，则在仅三个月之后1937年11月21日，在河南周家口机场殉国，时年三十岁，后被追赠空军少将军衔。

唐中和说：“一九三九年春，空军总司令部迁到重庆后，将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抗州笕桥上空与日机交战，大获全胜的日子定为‘空军节’。从此，每年到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各学校，部队都举行盛大的舞会、游艺会或演京剧等庆祝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