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十八）

11月5日，文强等人曾经在“勘测报告”中提及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抄了国军的后路。

按：关于金山嘴的隐忧，张发奎也曾担心过。他后来说：“我右侧的金山方面是一个最可注意的地区。当时我有一个直觉灵感和历史的回忆，就是戚继光于闽浙荡寇时代，日本曾在金山登陆而扰乱浙境，如果敌人以历史作依据，这段历史实有重演的可能。同时，在战术上判断，那里已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那里海岸有四十呎以上的水位深度，又有利于登陆运动的沙滩及可作为滩头阵地的据点。”

为此，张发奎特地加强了对该地的防范，但终因力量薄弱，为日军击溃。郭汝瑰说：

“淞沪一带，港叉纵横，便于国民党军队利用小河沟一步一步地顶，虽然遭受很大的伤亡，也给敌人进攻带来很大困难。日军在上海作战两月，进展缓慢，于是，敌人潜行到我防备最弱的金山卫登陆。金山卫属于右翼军张发奎的地境，这方面多是一些杂牌部队。注意力主要放在澉浦、乍浦、对金山卫疏于戒备，所以我驻金山卫的部队仓皇应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人亡，遂使金山卫落入敌手，张发奎即命部队堵塞突破口，终归徒劳。”

日军登陆以后，全力向金山、青浦进犯，“统帅部”急令67军、40军等增援，并下了“全力死守松江三天”的死命令。

按：67军即原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王死后，由吴克仁继任军长，辖107、108两个师。该军调离西北后，驻河南新乡，10月30日才得到命令，调派淞沪战场，并于11月2日投入战斗，该军也是国军投入淞沪抗战的最后两个师的部队。

松江保卫战及其惨烈，11月9日，军长吴克仁中将战死在松江前线，时年44岁。同时牺牲的，还有67军参谋长吴桐岗少将、67军第107师参谋长邓玉琢少将、67军第107师第321旅旅长朱之荣少将、67军第108师第322旅旅长刘启文少将，另外还有8个团长，几乎把67军打残。

淞沪抗战之后，不知何故，吴克仁被诬为“率部叛变”，67军番号亦因此被取消，所有部队缩编为108师，编入25军。

此后，108师参与了围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1940年1月14日，下山“谈判”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就是被108师扣押的。

1987年，民政部追认吴克仁为革命烈士。1989年，吴克仁入祀台湾“忠烈祠”。

11月9日，日军攻陷松江。

前面说过，青浦、松江各有一个戴笠的特训班，每班都是500人，以大、中学生为主，都是戴笠从“别动队”中精选出来，准备作为技术干部加以训练之后，分发到各支队中工作的。不料国军败得太快，淞沪战败的时候，青浦班刚刚毕业，还未分发出去。松江班还没有毕业，日军从金山卫登陆以后，松江首当其冲，这一下损失惨重。文强说：

“松江班尚未毕业，且离金山卫近在咫尺，夜间遭到轰炸袭击，慌乱中逃入附近一竹林掩蔽，被敌军发现，遭到袭击，全班五百余人，幸存者不满五十人，其惨状难言。该班大队长廖曙东上校是黄埔第六期同学，在无可逃避的情况下，跳入一水潭中，以自卫手枪击毙前来包抄的日军敌人，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死于乱枪之下，甚为壮烈。”

松江一失，日军即对上海形成包抄态势，至此，国军再也无法支持，为避免腹背受敌，不得不于当日全线撤离。陈诚说：“十一月九日，松江、枫泾同时被陷，我淞沪阵地至此乃全陷入敌之大包围圈中，苏州河南岸之颓势亦未能挽回。为尔后长期抗战计，唯有迅速转移，重行部署，于是乃作全线之撤退。”

随着国军的撤退，特务处的人员也在撤离上海。

最先走的，是张炎元。

张炎元，广东梅县人，军校二期炮科毕业。

与他的同期同学黎铁汉一样，张炎元也有着一份标准的军人经历，军校还没有毕业，就参加了两次东征，到北伐的时候，张已经是副团长了。

但张炎元没有沿着这条路接着走下去，1927年春，即蒋介石“清党”前夕，张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底离开苏联回到家乡广东。此后的三年，张流落到南洋，以当教师谋生，后来他还写了一本回忆录，叫《爪哇三年》。

1930年，国内政局趋于稳定，张炎元回到国内。1931年，南京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介绍张到中央军校政训处工作，后经军校老大哥曾扩情介绍，结识了戴笠，进入“密查组”，接着又进入复兴社。1932年4月，特务处成立，老资格的张炎元成为“十人团”之一。

张炎元回忆说：“那时戴公馆就在南京的鸡鹅巷，戴先生约我谈话，然后有一天，我们有十个同志参加宣誓，这是最早的组织。我在鸡鹅巷公馆住过一个时期。我的住室就在进门右手边的小房子里。我记得张衮甫兄住在我的隔壁，他主管记账和发款，我则主管整理报告、翻译电报和缮写报告。”

张炎元说：“我的房子是书记室，又是译电室，同时也是门房。有时，戴先生也亲自来到，共同翻译电报，或斟酌报告词句。以后徐为彬也来了，我们共同工作。戴先生没有指定我们谁正谁副，但我知道为彬兄跟戴先生很熟，他们可以随便讲话，畅所欲言、所以遇有什么问题，我总是请他去报告。”

按：“徐为彬”即徐亮，亦是资深的“十人团”成员，由于他与戴笠在报考军校之前就认识，且帮过落魄的戴笠的大忙，因此戴对徐极其倚重。

张炎元在回忆中，还曾经谈到这样一件事：“时胡宗南先生就常来，谈话时我们很少参加，吃饭却常在一起。有一次意外的事发生了，是邱开基兄来访。他和戴先生正在客厅里谈话，在客厅旁边屋子里的卫士，不知怎样不小心，一时手枪失火，一粒子丨弹丨正打中开基兄的后顶上。幸好子丨弹丨打出来时，透过房间的木板，力道弱了，所以进去不深。戴先生立刻把邱开基兄送医院。”

前面说过，邱开基与郑介民，是特务处成立之后，仅次于戴笠的“哼哈二将”。邱、郑二人，都是复兴社高干，因此被蒋派来辅佐戴笠，但他们二人的情况还有所区别。

郑介民是个参谋长才，其志不在干特务，申请调走，老蒋又不干、因此郑对于特务处的工作，相对比较超脱，能不管就不管，不久后又去了北平，做华北特派员，兼复兴社华北分社书记，专心经营自己的小天地。

邱开基就不一样了，邱也是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人，当年曾经是邓的副手，早就吃的是特工这碗饭，再加上老蒋的信任，因此，在特务处，邱开基一度十分风光，连戴笠也忌惮三分。

按：邱开基是南昌行营调查科撤销之前过来的，对邱而言，特务处好比他自己的“娘家”，有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须“见外”；不像张毅夫、李果湛他们，调查科撤销后才并过来，丧家之犬，在“婆家”总归要受点气，要夹着尾巴做人。

由于邱与戴笠的矛盾，此事发生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是戴笠所授意的，要不哪里有那么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