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十四）

杨惠敏，1915年生，江苏镇江人。

杨惠敏一直在上海读书，淞沪抗战爆发时，杨正帮着她从家乡到上海来的姐姐照顾孩子。杨回忆“八一三”当天的情形时说：

“那是个晴朗和多云的天气，长空中传来了敌机的马达声，一向宁静的上海市民。还未尝到战争的可怖，纷纷爬到屋顶上去看，我爬在晒楼上，带着家乡姐姐两个小孩子，敌机黑憧憧的魔影掠过我们的头上，发出穷凶恶极的吼声，接着在闸北一带投弹了。‘鬼子的飞机下蛋了！’小孩子喊，邻居也在喊。丨炸丨弹爆炸声．人们的惨叫声，旋即掩盖了小孩子的喊声，浓烟从四面升起，丨炸丨弹的爆炸震得屋瓦沙沙作响，彷佛地面也要崩裂似的，大半个上海似乎都已笼罩在火海之中。”

杨慧敏说：“下午，我同姐姐去看被炸后的大世界，一片瓦砾．断垣残壁，人的尸骨东挂在屋檐上，西挂在电线杆上。到处都是呼嚎，哀哭。姐姐铁青着脸紧握着我的手，不住的说：‘记住．惠敏。这是血债呀！’我双手掩着脸，呜咽起来，愤恨，辛酸在我心中燃起了激烈的火炬。自此，敌人的残酷，真正的在我心里烙下了伤痕，而渴求参加抗日保卫工作的热望，随着我的热血在沸腾起来。

当天晚上，杨慧敏碰见了两个朋友，这两个人随即介绍她加入了童子军战地服务团，也改变了她的一生。

据杨慧敏回忆：“八一三的晚上，我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一个人在大光明戏院门前纳闷的逡巡，心事紊乱极了，国家的命运，同胞的惨痛，今后的出路……交织在我心头，尤其是这神圣的民族保卫战已经展开了，我是个青年，我应该怎样来救我的国家呢?我低着头边走边想，一群孩子在我身后对着一车车的军人发出爆裂的喊声，我抬头看过去，有好几辆红十字车从我身边开过去。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正在张望．探索喊声的由来，一辆红十字车‘嘎’的一声煞住在我的面前，车窗中探出一个头来：‘杨小姐。你认得我吗’”

杨慧敏一看，原来是她的朋友杨一民，接着又发现了张公杰，俩人都穿着“利落精干的童军装束”。杨当即问，“你们在做什么？”

其时，“一阵神圣的光彩掠过他们的颜面”，二人说：“童子军。我们全参加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队，你要不要参加?”

杨慧敏回忆说，当时“一股热血从我的心底往上冲，我勉强压抑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二人回答说：“救护伤兵，慰劳将士，救助难民，组训民众……举凡一切战时军民的服务，我们都做，你若是个爱国的青年，就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按：“童子军”是个世界性的组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一度覆盖面很广，并成为适龄少年儿童的一门“必修课”。据一位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童子军”罗沛龄介绍：

“75年前的主要课程设置，和现在的课程设置已很相近。民国17年（1928年）的《广州市教育局报告书》规定：“中学教育应根据三民主义继续小学之基础训练，增进学生之知识技能，为预备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以达适应社会生活之目的。”所以，按当时的规定，初中课程设有——公民、童子军、国文、外国语、数学、博物、卫生、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劳作、图画、音乐共15门科目，每周教学时数为34课时；高中设有——公民、国文、外国语、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劳作、图画、音乐共13门课程，每周教学时数29-30课时。此课程直到1949年，其间略有变动。“

罗沛龄继续说：“1949年后出生的人，对童子军课程都会觉得陌生，故在此稍作说明。世界的童军(scout)运动起源于英格兰。1907年，贝登堡及一个由小男孩组成的团体在白浪岛举行露营，以训练青年人负责的人生观。此后发展为全球性的童军组织。童子军运动是一种做人的基本训练，以儿童为本的教育主张，根据儿童生理及心理状态为实施训练之准绳，在由“做而学”，由“学而做”中，尽量给予儿童与自然界及社会实际接触之机会，养成其对人、对物之各种生活技能及正当态度。为了要完成训练“积极的公民”的目标可分成四部分，即(一)品格；(二)健康与体力；(三)手工与技巧；(四)服务助人等来进行。特别是着重于内在的启发，而不采用注入式的方法。童子军是目前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非赢利性、非政府的青少年组织之一，其组织遍及216个国家和地区、成员达2800万人。”

中国童子军是于公元1912年2月25日，首先由严家麟先生在武昌文华书院创办，后来就规定这一天为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

1934年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任总会长，何应钦任副总会长兼总司令。

一位天津的老童子军李世瑜曾经给记者展示过他几十年前在接受童子军训练中学会的本领——接绳结。他说：

“这是日常生活中特别有用的技术。过去不比现在，很多东西需要用绳子捆绑后携带，如果捆扎方法不当，携带者可要吃苦头的。所以那时的孩子在小学的童子军训练课时，就开始学习这些技巧。别看绳子本身不起眼，但那时我们要了解绳子的承重能力有多大，一般的绳子受多大拉力会绷断。而且，有些绳结对于当时的我们，非常有意义。当时我们学习打一种‘称人结’，用比较粗的绳子做成一个吊篮的形式。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过去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废井或者废坑洞，小孩掉下去，很难派人下去营救。掌握这种绳结后，可以做成供人乘坐的绳套，双腿放进去，双手拉住绳子，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人拉上去。而被营救的人则好像坐在秋千上，不会被绳子勒伤。当时我们学习这个绳结时，互相营救对方，感觉特别好玩。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技术在需要的时候真是太有用了。有时看报纸报道，哪里有孩子掉井里，用了很多人才把孩子救上来。如果给掉井里的人放下‘称人结’，也许救会很容易就把人救上来了。”

另外，童子军并不一定想我们想象的那样，都是少年儿童，其实也包括青年人。

由于童子军们都曾经接受过一定的训练，因此在战时正好用得上，很容易地就可以组织起来，直接作为战地服务人员使用，杨慧敏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第二天，杨慧敏就找到了“大通路渭风女校”，即“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队”总团部，办理登记手续。

杨说：“渭风女校的慕尔堂里，挤满了人，一个个都带着兴奋和激动的表情．从人群中执着证件，向登记柜台登记，每个人都热得汗流浃背，尤其是办事人员。应付着数不清的热血青年，一波接一波的．简直有点手忙脚乱。我在人群中找杨一民，反而张公杰首先看见了我．把我引进办公室。介绍给登记人员，办妥了手续，办事人员就正式给了我一个臂章。”

杨回忆说，“他们三个人不厌其烦的为我讲解”，他们说：“童子军最高的指导原则便是智、仁、勇，我相信你必能发挥这三点，为我们童子军争光。”

杨说：“我郑重的点头，心里暗暗的下了个决定：我，一定要拿出九一八东北劳军的精神，把它做好！”

接着，“杨一民从我手中接过臂章，交给主编组的人，他知道我曾参加过九一八劳军，便把我编入前线组，然后在我臂章上编上号码，从座位上起立，庄重的将臂章配在我的臂上，我侧头看，上面写的是：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团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