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十二）

当然，周作民的成功，除了商业上的巧妙运作之外，与他在金融界深厚的“人脉”也是分不开的，比如，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是金城银行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金城银行的董事；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荪与周是淮安同乡，也是他东文学堂的同学；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曾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是周作民当年在交通银行的老同事，也是金城银行发起人之一，还是金城银行的监察人，关系非同一般。

按：上述三家银行，加上金城银行，除中南银行外，重心都在北方，彼此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时称“北四行”。以区别于由江浙财团控制的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南三行”。

1921年，以吴鼎昌主导，提出发展“联营组织”，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成立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以“厚集资力，共策进行，俾可辅助实业，有利竞争”。

据原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回忆：“当时国内一些特种银行、外资银行及中外合资银行等在统一币制以前多享有发行钞券之权。中南为侨商回国首创银行，也获准得到发行钞券待遇，但当时中南刚成立不久，社会信用未固，单靠一家发行钞券、数量有限，无济于融通，而万一风吹草动，提存挤兑恐难独立应付。总经理胡笔江商得黄弈柱同意，认为由四行联合发行，可以南北呼应，相互支持以壮声势，彼此都属有利。”

按：黄弈柱即中南银行老板，祖籍福建泉州，南洋华侨。

于是，以“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为基础，成立了“四行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

用原金城银行职员胡仲文的话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在当时全融业是个创举。共同发行，就是由四家银行共同负责。由于中南银行钞票信誉的提高，也为四银行增加了声势，使社会上认为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稳妥可靠，这对四银行开展业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局面。20年代初期“北四行”业务所以迅速地得到发展，与四行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是有直接关系的。”

1923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又成立了一个联合机构，以有奖储蓄的方式，吸引社会存款，这就是“四行储蓄会”。

“四行储蓄会”成立以后，吸收了大量存款，以至于把外国人办的“万国储蓄会”和“中法储蓄会”都给挤垮了。为了以钱生钱，“四行储蓄会”又开始放贷，为了存放客户的大量抵押品，在苏州河畔光复路21号盖了一座大楼，这就是“四行仓库”。

淞沪抗战开始以后，88师进驻上海闸北，孙元良即以“四行仓库”为其师部所在。

张柏亭说：“四行仓库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堆栈，位于苏州河北岸北西藏路西侧，门前沿河是光复路，左前方即为新垃圾桥。苏州河是一条上海通往后方的内河动脉，一般物资经由苏州运河往内地，同时内地的土产与农作物，也经由苏州河运到上海。河幅虽在百余公尺，但河床甚浅，水道淤塞，污乱不堪，涨潮时舟楫通行无阻，退潮时只剩狭隘的泥浆水道，船行要用竹篙撑持。”

据孙元良回忆，10月26日晚，他将谢晋元和杨瑞符叫到他的指挥所，亲自向他们下达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任务，他说：“你们最好把指挥所和核心部队布置在这里。这幢庞大的建筑物不只坚固易于防守，同时更易于掌握部队，我们的新兵实在太多啦。这里粮弹存储很多，为防自来水管被截断，饮水也有存储。有这样好的根据地，你们可以坚持下去，很好地打仗了。”

据524团第1营战士陈德松回忆，“四行仓库全场一百二十米，宽十五米，约有六层楼高，紧依苏州河新垃圾桥北堍而立，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

查“四行仓库”的地理位置，其西、北两面为“华界”，但早已为日寇占领；东边是北西藏路，属于公共租界；南边即苏州河，对岸也是公共租界。所以“四行仓库”其实是个“死地”，“坚守”的结果，要么全军战死，要么征得租界领事团同意，退入公共租界。

当晚，88师转移到沪西，在苏州河南岸，据守丰田纱厂——北新泾——周家桥一线。在撤退过程中，由别动队第四支队负责掩护。

第四支队是戴笠的“子弟兵”，其基干都是特务处在京沪一带的基层情报人员，综合素质最高，战斗力也最强，偏巧是这个支队全军覆没，令戴笠痛惜不已。

乔家才回忆说：“战争到十月下旬，国军自闸北撤退到苏州河南岸，第四支队奉命掩护，在敌前强渡苏州河，不顾生死，在苏州河北进行扰乱作战。虽然，任务完满达成，而自支队指挥官张业以下，两千多人全部战死，这是戴先生领导的同志，最英勇的一次重大牺牲，尚未计算在敌后牺牲同志数字以内。”

当夜，谢晋元率部进驻四行仓库，据谢的助手、营长杨瑞符回忆，其时，是“廿六日深夜二十七日晨零时二十分钟的时候”。

陈德松说：“当晚十二时左右，我团奉命转移到四行仓库防守，谢团长对我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现在我们四面被日军包围，这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

据陈回忆，留下的部队，“以该团第一营为基干，组成加强营，仍用团番号。全团四百一十人左右，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排。”

当夜，杨瑞符一直在忙着召集部队。据杨后来回忆说：“我当时首先感觉到着急的是集合的困难，第一各连散布在火线上，时间太急迫。第二恐怕有些部队英明其妙地随着本团各营走了。第三我只有两个传令兵不够分头传令。第四我的官兵完全是第三次由保安团补充来的；第五敌人炮火如此猛烈，情况太紧迫。在这里我祝愿先总理默佑我，使我在这万难的，紧张的情势中，能够将全营队伍很顺利的集合起来，完成我为闸北流最后一滴血的神圣使命！”

事实上，直到第二天上午，机枪连、第三连和第一连第三排才赶到四行仓库，与大家会合。幸好头天夜里日军没有进攻，否则还麻烦了。

据杨瑞符回忆，10月27日上午，部队到齐以后：“我和谢团附商定。先派一位资深军官而最得力的勇敢排长尹求成率兵两班，到旱桥警戒，我随即集合各连去侦察地形。谢团附继续征发一切应用物品。地形侦察完毕后，我命第一连占领右翼西藏路阵地，第三连占领左翼阵地(交通银行那边)命第二连在中央，担任四行仓库外围之守备。机关枪连除以两挺布置在四行仓库楼顶上担任防空外，其余分配一、三两连的重要位置，完成全营火网之编成。”

杨瑞符，生于1902年，河北省静海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在四行仓库守卫战中，杨瑞符与上官志标都是谢晋元的得力助手，从杨瑞符在此后战斗中的一系列措置看，此人有勇有谋，指挥若定，确有极好的军事素养。

27日是四行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第一天，这一天共击退日军的三次进攻，我方阵亡两人，伤四人。

陈德松说：“早晨五时左右，成队日军由东向西蜂拥而来，当接近四行仓库时，团长一声令下，全楼所有火力一起射击，打倒约二百敌兵，顿挫其锋。日军后续部队立即组织几倍于我们的兵力向我们进攻，也被击退。十时左右，日军发动第二次猛攻，大楼东南角被敌火力封锁，西北方向被重兵包围，形势紧迫，但谢团长胸有成竹，当即下令停止射击，等日军攻到大墙脚，用集束手榴弹消灭他们。激战到十二时，再次粉碎日军的进攻。下午一时，日军在大楼西北角纵火，将附近房屋烧着，并发动第三次进攻。霎时浓烟滚滚，好象整幢大楼都在燃烧。全团士兵在谢团长指挥下，一面阻击敌入，一面打开仓库内灭火龙头熄火。下午五时许，大火终被扑灭，日军也停止了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