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十一）

四行仓库，上中学的时候，学到这一段的时候不解其意，还在想到底应该是读“形”还是读“航”。

“四行”指四家银行，即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和中南银行。区别于“中中交农”等四大官办银行，“四行”都是商业银行，这里重点说一下金城银行。

金城银行的创始人是周作民。

周作民，原名周维新，1884年生，江苏淮安人。

1898年，周作民入无锡谈氏所办的东文学堂读书，老师是罗振玉。罗是国学大师，他教出来的学生，当然错不了。1901年，谈觐孙病故，罗振玉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邀赴广东讲学，周亦于次年赴粤。

1906年，周考中广州官费名额留学日本，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即京都帝国大学前身）学习。周作民以客籍而占了广东的官费名额出国留学，当然是得了罗振玉的助力，因此事，据说罗当时颇为人指摘。

1908年，广东官费终止，周作民只得辍学回国，到南京政法学堂当了一个翻译。在此期间，周潜心研究财政经济，为自己的事业打下一生的基础。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周作民进入财政部担任库藏司科长，后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续任库藏司科长。1913年，熊希龄以国务总理长财政，即任周为库藏司司长。

1915年，熊希龄下台，周学熙续任财长，“大周”对“小周”“不感冒”，周作民无奈辞职。

还在周作民当财政部司长的时候，因财政事务与银行业务息息相关，因此周与交通银行的上上下下都很熟，于是离开财政部的周作民于1915年5月进入交通银行，任总行稽核课主任，并兼任国库课主任，就此踏入银行界。

据原金城银行北京分行办事处主任籍孝存等人后来回忆：“当时交通银行总行，在总理、协理下，设有五课，所谓‘五总’是也。五课主任除周外，其余为文书课主任陈福颐，会计课兼钞券课主任谢霖，当时总行的一切事务，即由这三位主任具体主持。”因此，在交通银行内，周大权在握。但此时的周作民，不过是交行的一个高级雇员而已。

周作民后来的起家，纯粹凭的是两条，第一是脑子好使；第二是会“来事儿”。当然机遇什么的肯定有——凡成大事者，必有种种难得的际遇相伴，否则人人都能成事了！

籍孝存说：“那时北洋政府的政策法令，不能下达各省，财政税收皆由各省自行支配，形成军阀割据局面，即国家银行欲在各省没立分支机构，亦非得事先疏通商洽，在对各省财政不加干涉及对各省具有利益的条件下，才得允许设立。交通银行为了扩展业务，拟在长江下游的安徽芜湖开设分行，发展皖南茶叶贷款与押汇业务，但慑于安徽省督军倪嗣冲的蛮横跋扈，前曾派员赴皖洽商，已被拒绝，为了达到设行的目的，非遴选干员前往周旋洽商不可。”

按：倪嗣冲，生于1868年，安徽阜阳县人。

倪系皖系军阀，北洋时期曾统治安徽达十年之久。

这件难办的事情，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交给了周作民，并给他两万元，用于上下“打点”。

周来到安徽，不急着见倪嗣冲，却先设法结交了倪的亲信王郅隆和倪的女婿王普，再由“二王”为他引见倪嗣冲。

籍孝存说：“周见倪时，申述交通银行有计划贷款发展皖南茶叶，将来可使皖省税收增加，这一谈话，倪闻听甚为动容，当晚设宴招待。宴罢由周陪倪作麻雀戏，第一晚，周即输了五千余元，遂开中国银行支票拨付。倪见周举止豪迈，同时在晤谈中又见周对金融、财政、实业诸端陈述甚详，倪则默加赞许。”

次日，倪嗣冲私下对王郅隆说：“周作民甚有才干，将来在中国金融界中，有其地位”。

籍孝存说，当时周作民在安徽待了十多天，日日与倪嗣冲等酬酢，但对于交通银行拟在芜湖设立分行一事，却只字不提。最后在临行前夕，周向倪辞行时，才谈及交通银行因办理茶叶贷款并做押汇业务的需要，“拟在芜湖设立分行，就近办理其事，请倪多加支持。”

对此，“倪未加考虑即慨然允诺，但希望周能亲来皖省经办此事，并函复交行总理梁士诒。”

不久，芜湖分行设立，即以周作民为经理，仍兼总行职务。为了与倪系人物接近，周作民又申请总行在倪嗣冲的“驻所”蚌埠开设分行，“以资密切联系”。

籍孝存说：“两行设立后，不数月问，安徽全省的财政收入悉与交通银行往来，形成了代理皖省金库的机关，这些都是周作民与王郅隆、倪嗣冲拉拢的成果。”

周作民本不是池中物，早就有自立门户的打算，苦于一无资金、二无靠山，现在见倪、王对他都十分倚重，感到机会来了，于是他对王郅隆说：“工商业家举办各项企业，须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吸收社会上广大闲散资金，提供自己的工商企业周转使用，方能扩展运用自如。”

王郅隆，1888年生，天津人。

王是商人出身，因缘时会，结识了倪嗣冲，王看准了倪日后有大发展，于是帮他还了一笔债，遂彼此结交。果不其然，后来倪嗣冲当上了安徽督军，遂令王任“后路局总办”，为自己打理生意。

籍孝存说：“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原是商人，热衷于做买卖，曾做过粮食、木材、盐务、军粮、军装等生意。他与皖系军阀紧密勾结，为之策划筹款谋利，深得倪嗣冲的信赖。倪忙于带兵做官，在财务上无暇自顾，因此在财务管理及企业经营上与王合作，由其全权处理，所以王握有由盘剥营私得来的大量资金。倪统率着安武军，更有由剥削农民、尅扣军饷、贪污暴敛掠来的大量财物。”

听了周作民的话，王郅隆颇有“一拍即合”之感，因他与倪嗣冲曾合办了一个钱庄，叫“裕庆公银号”，但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员主持，在财务上增值不多，早就想办一个银行。

这样，在王郅隆的怂恿下，倪嗣冲以其子倪道杰为代表，与王郅隆共同出面，拉来大批有闲钱的军阀、官僚，如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监督吴鼎昌，陆军部经理司司长陈国栋、山东省财政厅长曲卓新、长芦盐运使段永彬等等，凑足了开办银行的50万资本。其中倪嗣冲投资l7万元，王郅隆投资l0万元，仅他们俩就占了一多半，其他工商业者及一般散户投资仅6万余元。

1917年5月15日，金城银行在天津成立，所谓“金城银行”，即“金的城，银的行”之意，董事长王郅隆，总经理即周作民。因倪、王等人不过军头、土财主而已，不懂现代金融业务，周作民遂独揽大权。

此后的几年中，在周作民的主持下，金城银行不断增资扩股，一方面吸收倪嗣冲、王郅隆等人的投资，同时大量增加散户，以“稀释”倪、王等人的资本；另一方面，由金城银行不断购进自己的行股，即以违规运作的方式，自己买自己的股。

籍孝存说：“周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借机摆脱大股的约束，周已由初成立时之利用大股，走向抛弃大股；至于一般中小散户，力量分散，对周不能有所限制。周本人任总经理，又由银行本身购进行股，也就更能控制及运用董事会与股东会。”

到1932年，金城银行已增资至700万元，籍孝存说：“在700万元资本中，倪嗣冲投资85万元，王郅隆则因安福系失败遭到通缉，后死于日本，其投资减少为2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投资176万元，中小散户投资208万元，工商业者投资87万元，洋行买办投资33万元，金城银行本身购进行股则增至近90万元。这时散户大量增加，本身行股比重亦加大，周作民在金城银行的地位更为巩固。”

1929年，周作民进入金城银行董事会，1937年任董事长，仍兼总经理。就这样，用了20年的时间，身无分文的周作民，像变戏法一般地变出了一家自己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