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八）

文强继续回忆当天的情况说：“我按时到拉都路，没有看见章先生，但见到两位青年与一位女士在客厅里谈天。一见我入内，女士自我介绍是胡子婴，自称是章乃器先生的伴侣，同时又介绍了两位青年，即程克祥和彭寿。我正苦于戴笠先生没有交代，章先生不在，无须多谈，胡女士却爽朗地说，戴先生与我们商量过，程、彭两君是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也是爱国学生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与章先生是师生关系。两君爱国有心，与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中的某教授有友好关系，愿以这种友好关系为当前的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程自称是江西人，彭自称是湖南人，其他未谈。我心里摸不着底，对胡女士所谓愿以友好关系先给当前抗日更是不解其意，只好将话岔开，推说详情改于明日章先生约定时间再谈。胡女士便以肯定的语气代章先生说，明日上午八时仍在我家详谈。”

回去以后，文强向戴笠做了汇报，戴笠“经过一番深思后”说：“此事唯恐章乃器先生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

对此，文强的意思是：“章先生没有见面，胡子婴女士代他作了初见的介绍，并不曾谈到原则性的问题。我看章、胡是出于爱国赤诚，无非是要重用程、彭两人打入同文书院这一日谍巢穴，作些反间工作，究竟可不可靠，也得从掌握中考验。”

对文强的判断，戴笠“频频点首”，并决定明日再谈的时候，“注意有何要求，授权我妥为处理，并对章、胡的介绍表示感谢，希望在爱国抗日斗争中合作到底。”

次日，文强来到章宅，这一次除了程克祥、彭寿二人外，只有章乃器在家。

章很机警，一见面就说：“只负介绍见面搭好桥，其它无可建议。”说着就避入内室。由文强单独与程、彭谈话。

据文强回忆，在当天的谈话中，“程克祥以第一发言人自居，彭寿只是敲打边鼓”，其核心是两点：

第一，“请政府信任他们的投靠是出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哪怕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且申言要去宣誓报国，决无二念。”

第二，成立“文友社”以掩护身份，深入到日本人中间，刺探情报：“拟议中的活动范围及重点所在，除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外，要深入到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拟议‘以文会友’之义，成立一个名为‘文友社’的组织，不定期地出版文艺刊物，以程为社长，彭为经理，并设男女记者五六人。”

第三，须提供一定的工作条件：“租用一所独立的三层楼房为社址；一次发给备用金法币一万元；准许购置小轿车一部，配司机一名。”

对此，根据戴笠的授权，文强表示原则同意：“关于工作计划，希望再详细拟定。经费开支及租赁社址、购置小汽车等，可列出预算，连同工作计划书，一并由我负责报请核出。”

谈话的结果很圆满，因此，告辞时，文强说他自己是“一团高兴”、“程、彭感到满意”，章乃器则“乐得哈哈大笑”。但文强仍不忘戴笠的指示，提醒章谨防“书生上当”，文特别强调“我们的考验要着重谨严二字，决不可粗心大意”。

通过上面的叙述，大家不难看出，程克祥的自述与文强的回忆，有两重重大区别：

其一：程自称早在1936年就加入了特务处。文强与程的初次接触却在淞沪抗战开始以后，且此前戴笠根本没见过程克祥。

其二，关于加入特务处的介绍人，程自称是于右任，文强却说是章乃器。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

按说，程克祥说自己的事，不会说错。但回忆录这种东西，是非常主观的，不能全信的，需要分析着看。

对于文强来说，他是在说别人的事，与己无关，用不着改造、编造什么东西。况且，看他说的整个两次会面的经过，编是编不出来的。

反观程克祥的回忆，关于加入特务处的经过，基本属于空口说白话，反正戴笠早死了，于右老也早不在了，怎么说怎么有理。

按：程克祥的回忆录出版于1982年。

那么，明明是章乃器介绍的，为什么要说成是于右任呢？很简单——于右任在那边、程克祥也在那边，章乃器却在这边。对于程克祥来讲，那一个人介绍人更“光彩”呢？

至于把加入特务处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多，那就更好理解。

如果是1936年就成为特务处的干部，那么，程克祥在淞沪抗战中的所作所为就是代表国家去做的，是“职务行为”，堂堂正正。

如果按文强所说的，彼时的程克祥，不过特务处的一位“运用人员”而已，在欧美大片中，此类人员被译为“线人”，其行为仅代表个人。如果极端一点，甚至可以解释为，程克祥的所为，不过是在为自己此前供职于“汉奸机构”的一种“救赎”而已。

当然，程克祥对于自己经历的“改造”，出于我们可以理解的原因，且无关宏旨。更重要的，这些小节，丝毫无伤于程克祥的爱国热忱，以及他为抗日救亡所做出的贡献。

回去以后，文强向戴笠做了汇报，戴十分重视且完全同意，令文强“连夜办妥文件，上报备案”，并令文“三日内将文友社这座反间谍巢穴布置起来”。

文强说：“我本来想请他另找人接替我办此事，否则人事科、办事处里里外外怎能抓得开，可是在他的督责下，只能蜻蜓点水般地奔走于三处办公室，抓住了易珍、赵宣两位助手帮忙，才将门路打开。文友社限三日成立，我明明知道办不到，却也不得不办。”

易珍，我们以前讲过的，后来任军统局在福建的负责人。

文友社成立以后，租赁法租界吕班路的一座洋楼作地址，接着文强就开始招兵买马。正好，此时一位军校六期的同学王力从杭州前来报到，文强令他做“文友社”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文友社”的“司阍”，我们现在叫“门卫”，也叫“收发”，俗称“看大门的”。文强告诉他：“既不许暴露黄埔学生的身份，又要装作无所作为的司阍模样，不论如何在人前受气挨骂，也得笑脸迎人，低三下四不以为辱。”

王力的腿在作战中受过伤，是个跛子，要说假作“看大门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对此，王力慨然应允：“怎么说就怎么办，爱国工作必当卧薪尝胆。”

王的角色扮演得很成功，文强说：“在后来的反间谍工作中，谁也没有识破他实际是总揽全局的负责者，我又安排了由特务处调来的两位女同志，以记者的身份进行神出鬼没的活动，他们也没有识破这位司阍人就是顶头上司。”

文强安排的这“两位女同志”，一个叫安占江，哈尔滨人，北平高级警官学校毕业；另一个叫吴忆梅，上海人，曾当过《上海晚报》记者，中央警官学校毕业。

安占江其人，此后曾在临澧特训班任女生队队长，给教官沈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女生直属中队队长先为安占江。这个女特务以凶狠著名，她的丈夫须于一都挨过她的手枪。”

对于“文友社”人员的选拔，表面上看，一切由程克祥做主，暗地里安排特务处的人。戴笠告诉文强，让程克祥当考官，“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免收。”所以，安占江、吴忆梅两人的加入，也须通过程克祥的“考试”。这是因为，程克祥的身份，还需要在工作中考察，目前还不能得到充分的信任，得对他“留一手”。

文强说：“实际上调来的两位女记者，都受过大专教育，和女警官专门教育，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和照相，是难得的人才，当然不愁考不及格。但为了避免考试时露出马脚，不得不秘密先训练一番，要她们千万不要逞能，连善于骑马、射箭、打枪等一套也别露出来，否则工作就会全盘失败。”

因此，在培训中，文强特意提醒安、吴二人，要“装成什么也不会，而一教什么又会起来”的样子。

文强的提醒很管用，在程克祥的考试中，她们“一试便中”。日后，“竟以记者新手，混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将所要收集的情报资料逐日汇报不误。特别是将日谍的行踪及其混进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和关系人，也大致弄出头绪，而日谍还蒙在鼓里，从来没有对她们产生怀疑。”

“文友社”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混入日本人当中，因此，程克祥还另外招收了三个汉奸，这样，有真有假，不会引起外界的怀疑。对于他们，文强说：

“我知道是日方派来的间谍，毫不迟疑地用下来，但故意说为了确定工资待遇，要考试，要审查资历，要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等等，他们唯恐暴露狐狸尾巴，说是为了爱国尽义务，宁愿不计报酬，我只好闷在肚皮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