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七）

淞沪抗战期间，文强还协助戴笠做了一件重要工作——运用“文友社”开展对日谍战。

在这里，我们先要费点笔墨，说说当时还很不起眼的一个人——程克祥。

程克祥，1907年生，江西浮梁人。

程克祥的父亲程维藩是前清秀才，母亲邓瀛妹是乾隆年间曾任宝鸡县令的邓梦琴的后裔。

邓梦琴亦是江西浮梁人，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进士。邓梦琴与明朝的严梦鸾、明末清初的唐梦鲲并称为宝鸡的三“梦”知县，是上过《清史稿》的人物。

程克祥虽是书香门第出身，却受的是新式教育，192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受到校长于右任的激赏。

1932年，受于右任的指派，程克祥以记者身份，去东北了解伪“满洲国”的情况。

按：就在这一年，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改年号为“大同”。1934年又改当伪“满洲国”“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程克祥来到东北，在他的同族远房叔叔“白葭居士”程淯的介绍下，结识了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

郑孝胥是汉奸不假，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名士，其诗、书均名重一时。碰巧，程淯也是诗、书大家，而且，程虽然没有做过伪“满洲国”的官，但基本也算个遗老，由于他的介绍，程克祥从此就随郑孝胥学习做诗、写字。

程克祥本就有旧学功底，再加上郑孝胥的熏陶，自是不同凡响，到了晚年，一笔隶书、一笔行楷，足够当字帖用的。诗也写了不少，可惜其诗稿在一次火灾中被焚毁。

按：军统当中的奇人实在颇多，单以书法而论，潘其武也是个中翘楚，其正楷可称银钩铁划，颇得宋徽宗赵佶“瘦金书”的笔意。

作为郑孝胥的“弟子”，程克祥在东北的活动十分方便。许多年以后，程克祥曾口述了一本回忆录“策反周佛海瓦解汪精卫政权实录”，后由黄曜隆整理后以《京沪区长》为题结集出版，在提及这一段经历时，黄说：

“程克祥足迹遍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所交往的人物，有满清遗老，地方父老兄弟，日本陆空军人和文士，有宪兵丨警丨察和他们的爪牙，有婀娜多姿的日俄舞女，有记者、门士，有彻头彻尾奴颜婢膝，廉耻丧尽的汉奸，更有名义上降敌充当伪员，而仍心存汉室，亟思乘机歼敌的志士。他知道的可真不少，所见所闻皆写成报告，呈献给他的老师于右任先生，深得器重，后来于右老才介绍与戴笠将军见面，这也就是程克祥追随戴笠将军工作的开始。”

1935年，程克祥离开东北，回到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工作。

按：东亚同文书院，听着像是个研究机构，其实是个学校，1899建于南京，称“日清贸易研究所”，1901年迁上海，改称“东亚同文书院”。众所周知，同文书院曾下过很大力气，组织学生对中国进行过许多综合性的社会调查。

一个东亚同文书院、一个“满铁”，都是日本人针对中国做工作的产物，其“调研”成果，对日本对中国的渗透，肯定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必然的；同时，在这样一个机构中工作的中国人，被视为“汉奸”，也是必然的。

侵华战争失败以后，东亚同文书院改建为爱知大学。

正是出于程克祥身上的“汉奸”色彩，以及程克祥对日本人、对伪“满洲国”的高度了解，于右任认为他能够在对日谍战中发挥特殊的作用，于是，1936年，于右任将程克祥介绍给了戴笠。按照通行的说法，同时介绍给戴笠的，还有程克祥“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同事彭寿”。

以上所说的，均出自程克祥本人的回忆，另外，乔家才的回忆，也差不多。

关于程克祥加入特务处的经过，我们再来看看文强的说法。他后来回忆说：

“正在十万火急组建别动队之时，九月中旬的一天，戴笠要我到法租界拉都路某号章乃器先生的住处，与两位上海大学毕业的学生程克祥和彭寿见面，对于章乃器先生为何要介绍这两人？见了面怎么办？他都没有交代，我不便询问。”

文强还说：“我知道章先生是上海的红人，也是忙人，初次见面，心里全没有底。但戴笠平时要访什么人，照例直呼其名，难得加上‘先生’二字，今加‘先生’，不可怠慢。”

章乃器，1897年生，浙江青田人。

章乃器是学商业的，1918年毕业于浙江商业学校，进入浙江实业银行，后升至副总经理。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乃器被推为14位常务委员之一。因此受到政府方面的压力，为避免给浙江实业银行找麻烦，章辞掉了副总经理的职务。

章乃器是学商业的，因此，他与当时其他的社会知名人士，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即“长袖善舞”（其女儿章立凡语）。即以“七君子”而言，除章乃器外，其他六人，不是教授，就是律师、要么就是报人，只有章是做实业的，后来章又开公司，也搞得不错。章立凡说，“父亲过去为抗日救国，曾毁家纾难，并亲手敲碎了银行副经理的‘金饭碗’，对钱财一向是看得很淡的。”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人物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人逮捕，是为“七君子事件”。

前面说过，方志敏的手稿是由胡逸民经章乃器之手，辗转交给党的。据章立凡回忆：“手稿当初是章、胡两人一起接手的，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胡妈妈通过秋阳三叔将手稿转给了宋庆龄。”

按：“胡”指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此后二人劳燕分飞，因此章立凡称之为“胡妈妈”。“秋阳三叔”则指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阳，**地下党员。

1937年7月31日，即淞沪抗战前夕，“七君子”被释放。

戴笠确实很尊重章乃器。章立凡后来回忆说：“我知道父亲与戴雨农将军相识，是1936年的事情。当时蒋介石召见父亲和沈钧儒、李公朴三人，希望他们领导的救国会不要与政府为难。而代表老蒋到车站迎送并安排招待的，正是这位军统首脑。”

当时，章立凡曾问父亲：“你对戴笠印象如何？”

章乃器说：“戴笠干练，眼睛里有血丝，杀气较重，但对我始终是谦和有礼。”

章乃器对戴笠的形容，应该说十分传神，也非常准确，许多人都回忆说戴笠的目光极为锐利，令人不敢逼视。

张毓中曾描述过戴笠讲演时的神情：“他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说起话来自负自信，不时昂起头，扬着浓眉，以炯炯如炬的目光向大家扫射，令我们不得不敬畏慑服。”

按：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曾见过戴笠一次，当时杜美如已经16岁了，被他吓得够呛。她回忆说：“我知道的戴伯伯，戴老板，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他偶尔来看我父亲。哎哟，一个电话打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关起门来，他见我父亲，我们都得待在屋里，不能出来的。”

某次，戴笠问起杜月笙：“你的女儿怎么样？”杜月笙就叫杜美如来见戴，杜美如后来回忆说：

“我看见他，我真是抖啊，他那两个眼睛，眼珠子都是黑的，像水一样的，好像一看就看到后脑勺，很害怕的。他杀气好重。后来，我叫他一声戴伯伯。他说你好吗，你在哪里念书呀？他就问这些话。然后，我说了一声‘我很好’，就赶紧跑开了。”

章乃器是中年人，杜美如是少年人，却不约而同地说戴笠身上有“杀气”，看来所言非虚，这个叫“挂相儿”，就是说你从事什么职业，其特点有时会不同程度地在气质上显露出来。

包括我们看到的许多戴笠的照片，尤其是那几张正装照，一张西装的、一张中山装的、还有一张穿军装挂两颗星的，看了之后，确实有一种“瘆得慌”的感觉，让人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