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六）

前面说过，戴笠在“别动队”中，发现有许多青年学生，感到让他们去上战场，实在太过可惜，不如单独训练他们做特务。文强说：

“戴笠在组建新军的名册中，发现所属各部队中，有很多是经章乃器先生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介绍的失学失业知识青年，另外还有原上海公民训练联队(陶一珊是这个联队的总队长)中的不少大专学校出身的青年，作为普通列兵使用，不能发挥所长。于是他灵机一动，首先调余乐醒负责筹办青浦技术干部训练班，不到十天之后，又调谢力公负责筹办松江技术干部训练班。两个班所任命的负责人为副主任，戴笠自兼主任。这是他一贯的手法，不如此，不能造成以他为首的特殊势力。”

这就是“青训班”和“松训班”的由来。

战士有了，学生有了，戴笠面临着一个大问题——缺乏训练有素的中下级军官。

这件事情，戴笠又交给了文强。此时的文强，身兼三职：公开身份是“三极电所”的所长；秘密身份是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的上校处长——为了便于文强开展工作，戴笠特地保举文强晋升为上校军衔。另外，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以后，戴笠又令文担任人事科长。

在戴笠的指挥下，文强做了四件事情：

第一，电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要求输送军校毕业同学“尉、校级资历者”600人来沪报到，并要注意考核，宁缺毋滥，按资历分批安置为各级干部。

第二，电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100人来沪报到，分批安置于各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

第三，电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名以上中、高级干部来沪报到，负责“别动队”的政治工作。

第四，对于最难于解决的班长一级的人才问题。文强回忆说：“培训来不及，且非久战之兵不能胜任，乃向负浦东防守之责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求援，请在部队中商调六百名具有班长、副班长能力的军士级人才到别动队服务。此事命我亲自到浦东南桥总部向张将军办妥的。

人是找齐了，进入租界又成了问题，这么多的军事人员，租界当局根本不允许进。这件任务，戴笠交给了王兆槐，王曾当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又是青帮弟子，上海滩上的事，没有他“兜不转”的。文强回忆说：“当时在南市白云观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楼上，专有两个房间办公，解决了报到干部进入租界的困难问题。这是戴笠给王兆槐大队长一道手谕办通的。”

就这样，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文强为“别动队”配齐了全部干部，他后来自己都不得不佩服自己一下，感觉这是了不起的效率。

戴笠、文强做的事情，杜月笙插不上手，这不是他的强项。

杜月笙的强项是什么？

——钱！

《杜月笙传》说：“自八一三战幕揭开，他便步入一生中最繁忙紧张的一段时期每天从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数不清急于晤面的访客，也有无其数的事物在等待他决定和处理。别动队的成立和编训急如星火，救国公债的幕集也势同燃眉，抗敌后援会里百事如麻，从脑满肠肥，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到三餐不继，形容枯槁的黄包车夫，他们人人踊跃输将，个个争先捐献，黄金美钞，法币铜板，医药用品，毛巾肥皂，把所有的后援会办公地点堆成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百货公司。这许多慰劳物品和金钱，都必需逐日统计公布，并且送上前线。”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成立以后，武器装备成了大问题。按老蒋的指示，被服装具，一律自备，武器弹药，则由当地驻军拨给。在这样的指示下，87师拨给别动队一批“二手枪”，杜月笙又想办法，征用民间所存的各种武器，其间以各保卫团的捐献为最多。最后，杜月笙个人出资，购买了5000支“快慢机”发给大家，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8月下旬，张治中的指挥部进驻真如，杜月笙前去“劳军”，二人“晤谈甚欢”，临别，杜月笙问：

“总指挥这边还需要些什么？”

张治中说：“现在军中最需要的是交通通讯器材，譬如电话机，机器脚踏车一类的传令工具。”

按：“机器脚踏车”即摩托车，8月9日，擅闯虹桥机场的大山勇夫骑的就是一辆“机器脚踏车”。

杜月笙没有二话，说：“请总指挥放心，我们今天回去，一定尽快的送来。”

回到抗敌后援会，杜月笙马上对手下说：“火速去买一门电话总机，十架分机，还要四部机器脚踏车，派人连夜送到张总指挥那里。”

手下人当时问：“是不是用会里收到的捐款？”

杜月笙：“这是我自家要捐的，跟会里不生关系。”

不久，派出去采买的人打电话回来说，电话总机市面缺货，无论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杜月笙一听就急了，“当时命人到处打电话，征购电话总机，事实证明无法搜购是实情，杜月笙唯恐前方需要殷急，又怕自己轻诺寡信”，于是吩咐说：“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先把我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下来，送到真如去。中汇银行总机不生关系，前方实在是需要得急。”

说着，杜月笙就打电话到中汇银行吩咐拆电话，正在这时，手下满头大汗的跑了回来，说：“好不容易找到西门子洋行有一架电话总机，结果又是不行，西门子洋行说是人家定的。”

杜月笙一听是西门子洋行，马上抓起电话，打给他的谋士杨志雄。

按：杨志雄是杜月笙的重要智囊之一，与杨度、杨管北一起被称为杜月笙的“三阳开泰”。

杨志雄是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吴凇商船学校（即今上海海事大学的前身），后留学德国。回国后在交通部任职，并兼任原由张骞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监督，该公司总经理即他的搭档杨管北。

1929年，时任交通部航政司船务科长的杨志雄奉交通部长王伯群之命复办吴凇商船学校，并任副校长，后接任校长。

杨志雄同时担任西门子洋行的总顾问。

杜月笙在电话中说：“杨志雄，你做过西门子的总顾问，我现在有桩事体扥你……”

《杜月笙传》说：“取销别人的定货，买下正在缺货的这门总机，此一交涉不但颇费周章，而且十分难办。不过经过杨志雄的快马加鞭，奔走谈判，总算不负所托，顺利买下。杜月笙耐心的等了好几个钟头，然后亲自目送诸物齐备，夤夜运往真如前线。”

不久，张发奎抵达浦东督战，杜月笙马上派代表去拜访、慰问，同时征询有何所需。

张发奎说：“我的部队，一切军需齐备并不需要后方任何供应，只要多来几位朋友，给弟兄们打打气就好。”

杜月笙听了，便去和吴开先商量：“张总司令的豪爽坦白，真正令人钦佩。他说他们不要物品供应，只是欢迎我们多去几个人鼓励士气，不过，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跑去几个人，空口说白话，什么慰劳品都不带，似乎不太隆重。所以我想总归还是要送点东西过去，现在问题是张总司令不开口，我不晓得送什么东西好了。”

按：吴开先，1898生，江苏青浦人。

吴开先是cc系的重要分子，也是杜月笙的好友，后面我们还会说到他。

吴开先说：“上海市民送到后援会的毛巾、香烟、罐头、食品堆积如山，我们爽性多运一点去，让张总司令部下的官兵，一人分到一件，大家欢喜欢喜，杜先生你看如何？”

杜月笙听了说：“好是好，不过光送这些，彷佛还是不够庄重，我晓得张总司令作战勇敢，他总是不避危险，经常出入第一线。他是国家堂堂的大将，他的安全非常要紧，因此我想买一部装甲保险汽车送给他，他坐装甲汽车在前线指挥，不是可以保险得多了吗？”

吴开先听了，认为这样好是好，但有个问题：“后援会存的捐款虽多，但是装甲汽车也是市面缺货，买一部可能要花一万多。尤其车子是送给张总司令私人的，就怕引起物议，反而不美。”

杜月笙大笑，说：“哎呀，我只不过问你老兄赞不赞成罢了。你既赞成，买装甲汽车的铜细我自会得出，我出铜细买了来，再用后援会的名义，送给张总司令。”

说到这里，让人不由得不再一次慨叹，人生的路都是自己走的，而走什么样的路，要看他的认识水平。即以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所谓上海滩的“三大亨”而言，以杜月笙比之黄金荣，多了些是非观念；而以张啸林比之杜月笙，则少了些民族意识。

人跟人相比。其实差的就是这点东西。

后来，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驻桂林。1943年，吴开先赴桂林公干，张发奎来接他，还特意提醒说：“吴先生还记得这部车子吗？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你们上海抗敌后援会送给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