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五）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朱学范正在国外，出席国际劳工组织第二十三届大会，在从马赛返国的邮轮上，他听到了蒋介石那篇“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讲话。朱学范后来回忆说：“当时，在轮船的餐厅里，原来安排我同日本乘客同桌，我就向餐厅主管提出，日本已成为中国的敌国，我不愿同敌国的人坐在一起吃饭。他就安排我在另一个桌子上用餐。”

按：从1936年6月开始，作为中国的劳方代表，朱学范连续出席了自二十届到二十三届的国际劳工大会，并在1937年的第二十三届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候补理事，成为中国第一个被选入劳工组织理事会的中国劳方代表。从此，朱学范作为工人活动家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8月7日，朱学范回到上海，马上投入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委员会”的工作。

根据戴笠的嘱咐，文强找到了朱学范，当时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先向我们介绍向导，后介绍了自川沙县经南汇、奉贡两县到金山卫的大致情况，并向我们交代，沿途有更熟悉的向导引路和介绍情况。朱学范先生非常热情，在工人中有威信，为了爱国抗日，所派遣的向导及沿途的向导们，不辞辛苦，不畏敌机轰炸扫射，勇往直前，从无畏缩之态，对我们起了可敬可爱的模范作用。”

通过4个昼夜的勘察，以文强为主，起早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特别提及两条：

“根据调查勘测资料，浦东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一线，常发现有可疑的敌谍活动，夜间不时发现有奸细发射信号枪弹，且有散布谣言等情。建议派警备部队配合自卫团巡逻瞭望，限日肃清敌谍内奸的滋扰活动。”

“金山卫硬滩地带居多，港湾水深，乃明清两朝严防倭寇入侵之重点设防区域。建议加派重兵守护，并注意纵深配备，加强重机炮火力，比之白龙港的防守更为重要。”

事实证明，文强等人很有战略眼光，日后，日军正是在这个区域登陆的，最终导致淞沪抗战的溃败。

另外，文强等人的勘测，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在调查勘测途中，还发现太湖湖盗首领丁锡山其人，因杀人案被囚于奉贤县监狱，判处死刑，尚未执行。同时又了解到太湖湖盗中有一股最剽悍的(数百人)唯有丁锡山可以收服。经我们建议，获得批准，由杜镛出面保释，命其待罪图功，将湖盗收编，由丁统率用于抗战杀敌。于是海匪湖盗纷纷投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按：丁锡山与另一个水匪黄八妹，都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网上资料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勘测”归来，文强承担的第二项任务，就是协助戴笠在上海成立武装部队。

自8月15日戴笠与杜月笙的谈话之后，经大量的准备工作，9月4日，蒋介石电谕戴笠：“限期一月内，组织成抗日别动部队一万人的武装力量，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战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的活动。”因4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支”，这一通电报被称为“支电”，日后，戴笠便以奉到“支电”之日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和隶属于该会的“别动队”建立的纪念日。

文强回忆说：“九月四日上午八时许，戴笠带机要秘书毛人凤来三极电所，急忙要我看蒋介石的来电。电限戴、杜二人在一个月内合作组织一万人的部队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戴胸有成竹地说了建军的原则：在武装游击部队之上，建立一个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政治军事领导机构，然后在该会之下，建立一支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取名为别动部队。”

当时戴笠还对文强详细地谈了“别动部队”的编制原则：“这支武装力量，打算成立五个支队，每支队约等于一个步兵团的编制，下采三三制，每一支队辖三个大队；每大队约等于一个步兵营，下辖三个中队；每中队约等于一个步兵连，下辖三个区队，每区队约等于一个步兵排，下辖三个班，每班为列兵十二人。在五个支队之上，设一个总指挥部，统率全军。”

戴笠令文强立即起草一份行动大纲及编制表，并限当晚七时前写成草稿，“修改定稿后，连夜缮正，以便明日(九月五日)晚间与杜月笙会谈，议出结果，限三日内向蒋介石呈复。说完，他便到前线视察去了。”

文强说：“晚七时整，他带着周伟龙一道听我念初稿(周伟龙与我在黄埔四期同学，从武汉调来)，念一条，改一条，很快就修改完毕，他又仔细看了一遍，并征询了周的意见，改动了几个字，置入他的皮包，笑哈哈地说，此稿要由他本人亲自缮正，明日与杜月笙会谈。”

1937年9月5日，戴笠率大批人马赶赴刘志陆公馆，去找杜月笙“会谈”。文强回忆说：“五日晚七时许，戴笠与杜月笙约好在法租界赵主教路某号刘志陆的公馆会谈。戴笠率领一批高级骨干分坐三部汽车，由三极电所出发，同行的有余乐醒、周伟龙、王兆槐、毛人凤、谢力公、潘其武、方超、唐玉昆、陈旭东、黎天才、赵理君和我等人。我们下车到会议厅，杜方的人员已先到达，其阵容我记得姓名有杜镛、刘志陆、陆京士、朱学范、万墨林、陶一珊等，此外还有三四位穿长袍马褂的，忘记姓名了。”

会谈的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文强草拟的“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行动大纲及编制预算书，并决定将拟议中的武装部队命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文强说：“其实这次会谈不过是一种形式，戴、杜两人早有默契，当无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是我意料中的事。”

9月8日晚七时，双方原班人马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商讨高级人事的安排问题。文强说，关于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人选，“由戴笠控制”。最终的名单是：

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宋子文（财政部长）、张治中（军方代表）、杜月笙、戴笠、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俞作柏、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帮会代表）。

其中，张啸林是杜月笙硬“塞”进来的，《杜月笙传》说：“由于张啸林在抗战初起时便不断的发出颓废悲观论调，使杜月笙关怀旧侣，防患未然，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很显然，几个政界、军界的大人物都是用来做“虎皮”的，具体的事情指不上他们，因此会议推举杜月笙、戴笠、刘志陆担任常务委员，戴笠并提议由杜月笙担任主任委员，刘志陆同时担任“别动队”总指挥。

至于戴笠自己，则以书记长的名义，负实际的责任。

“别动队”的高级指挥官，戴笠与杜月笙早就商量好了，由杜月笙在会上提出来，这样让杜有面子。文强回忆说：“支队长人选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同学。如第一支队长何天凤是黄埔第二期同学，第四支队长张业是黄埔第三期同学，第五支队长陶一珊是黄埔第六期同学，表面上看是杜月笙提名，实际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仍为戴所控制。第二、第三支队的陆京士、朱学范都是邮电工会的负责人，戴笠在他们下面不是按上黄埔学生做副支队长，便是做大队长、中队长等，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以后又在总指挥部安置杨振华为参谋长(杨振华原是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参谋长)。同时以黄埔第四期同学王兆槐为总指挥部的直属特务大队长。这么一来，杜镛推荐的陆、朱两支队长变成了高级人事中的少数。”

《杜月笙传》说：“杜月笙很佩服戴笠的神机妙算，料事不爽，陆京士、朱学范在各工厂中原有不公开的护工队组织，他们以护工队为基本骨干，征求自动报告从军，不出几天，四千名的员额居然登记届满，如果再招，只有更多，爱国工人的热烈表现使‘行动会’的委员大为感奋，于是第二、三支队顺利组成，分由陆京士、朱学范每人率领两千队伍，书生报国，当起独当方面的作战指挥官来。

第一支队长何行健同时也是杜月笙的门徒，他所率领的两千多人，来源都是青洪两帮的帮会分子，《杜月笙传》说：“听了杜先生的言话一句而来白相人地界的朋友肯着二尺五的军装，抗七斤半的步枪，跟东洋正规军队抗命、打仗，由此可见杜月笙对于他们，有多大的影响力量。”

另外两个支队则是戴笠的“子弟兵”，特务处原来在京沪一带的部下，统编为第四支队，由军统干部张业任支队长。另外，还有大量前来投效的青年学生，以及高中以上学生军训总队的全体人员，编为第五支队，支队长陶一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