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四）

经戴笠与杜月笙研究，“新军”筹备处的地点，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即我们前面讲过的，为了培养电讯特务，戴笠责成魏大铭在上海办的那个无线电培训学校。

这当然是戴笠私心自用——目前的三极无线电学校，已经成为特务处在上海的“前进指挥所”。并且，戴笠手下的一员大将，已经到那里坐镇了，他就是文强（文强在回忆中，称之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

早在淞沪战起的第二天，文强即接到郑介民的通知，戴笠从上海打来电报，令文强即刻赶赴上海报到。

其时，文强正在“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调练班”（简称“参训班”）任中校政治指导员，“参训班”是以参谋本部的名义举办的，其学员毕业后派回原所属各部队任谍报参谋，因此该班由时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四处处长的郑介民为负责人，淞沪开展以后，所有学员中断“训练”，全部回到原部队准备参战。

文强的新职务，是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以下简称“三极电所”)所长，他说：“三极电所是为特务处初步培训无线电技术干部的学校，分为训练报务员及工程人员两大类。初中文化程度到高中以及大专学校毕业的青年男女都可以公开投考。”

文强于当日乘京沪特别快车抵沪，前往法租界拉斐德路枫林桥三极电所“就任”。文强回忆说：“我到所视事后，才了解这所学校已经停办，决定迁往武汉，但我仍以所长名义视事。这是为了保持上海三极电所这块校牌来对付租界当局，而实际上则是在戴笠主持下开展对日工作的秘密中心。”

文强到达上海以后，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工作。

据文强回忆，在他到达上海的一周之后，即8月20日夜间，戴笠在三极电所二楼办公室召集特务处在上海的一些骨干谈话，当时在场的，除了他和原上海区区长余乐醒之外，尚有罗国熙、周迅予、刘戈青、王业鸿等人。

四人当中，罗国熙和周迅予都是黄埔毕业生；王业鸿是杭训班甲班学员，戴笠的得意门生，同时也是郑介民的亲信。刘戈青则是军统“七小杀手”之一，我们今后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此时暂且按下不表。

戴笠说：“上海战役爆发是日军挑衅，派遣浪人闯入我飞机场捣乱，企图走一二八战役侥幸取胜的老路。南京最高当局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战争爆发前夕，我军已将闯入我机场的日本军曹处死，敌方便大举进攻。此事只许在座诸位知道，应严守秘密，不准泄露。”

戴笠说，此次的任务是到“浦东的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调查勘测，谨防日军偷渡登陆，危及我军侧翼及后方补给联络线，以策安全”。戴笠将他们的行动小组起名为“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并指定余乐醒为组长，文强为副组长，罗国熙、周迅予、刘戈青、王业鸿等四人为参谋。

行前，戴笠令他们到上海劳动协会找一个人接洽，由他介绍帮助。

这个人，就是戴笠与杜月笙的谈话中提到的、杜的两员大将之一、大名鼎鼎的工人领袖朱学范。

朱学范，1905年生，上海金山人。

朱学范的父亲是一个当铺的店员，因此他进入一家典质业的职工子弟小学读书，读到高小毕业，这在当年的贫寒子弟当中，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不容易的是，朱学范后来又接着学了一年多的英语，此后，他能从众多的工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工人领袖，与其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是有很大关系的。

1924年，朱学范考入上海邮政局，当了一名邮务生，这在当时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据他回忆：“当时在上海社会上，把考进海关做事的，叫做捧了金饭碗。考进邮局做事的，叫做捧了铁饭碗。因为邮局实行公务员制度，从职员到差工，一律招考录用。……工作上没有错误，不会失业。”

按：笔者曾参观过上海天潼路上的邮政博物馆，即当年的上海邮政总局，那大楼堪称美伦美奂，与外滩上那鳞次栉比的银行大楼相比，毫不逊色。当时，一个担任保安的退休老邮工还义务为我们进行了讲解，其言谈举止充满了自豪感。

“五卅运动”以后，上海邮工成立了上海邮务工会，并逐渐成为与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工会、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会、报业工会、南洋烟厂工会、英美烟厂工会以及华商电气公司工会比肩的上海七大工会之一，朱学范与好友陆京士都是其中的骨干。

按：陆京士，1907年生，江苏太仓人，与朱学范同年考入上海邮政局。

为扩大上海邮务工会的影响力，陆京士提议把青帮势力引入上海邮局，他认为：“上海的主要工厂、大百货公司、公用事业、码头、报馆等等都在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市政府的力量都达不到。我们要在劳工界打开局面，必须在租界有个靠山。”

对此，朱学范认为很有道理。于是，1928年，经杜月笙的门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陈君毅介绍，朱学范、陆京士二人拜杜月笙为“先生”。

朱学范说：“杜月笙对于邮局职工拜在他的门下，认为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因为邮局是国民政府办的，局长是外国人，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

1929年、朱学范、陆京士等人成立了全国邮务总工会，朱、陆被推为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时，朱学范24岁，陆京士更小，才22岁。

1931年6月10日，杜月笙终于实现了当年的诺言——在家乡浦东高桥建成了杜氏祠堂。据杜月笙的好友、四川军阀、袍哥大爷范绍曾回忆，当时替他操办此事的，都是所谓的“海上闻人”，如“典礼”的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剧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等。范说，当时国民党和政府的显要都送礼表示祝贺，他记得蒋介石送了一面“金匮”，上面写着“孝思不匮”，还送了一篇祝词。

作为门生，朱学范、陆京士二人自然也要“意思意思”，但他们二人都是穷工人，哪儿有钱送礼。于是，他们利用“职权”刻了一个“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的纪念邮戳，这份礼物可真是别开生面，既不花钱又让杜月笙很有面子，他认为“纪念邮戳使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名扬全国”，极为得意。

朱学范说：“我们私刻纪念邮戳，找邮局规定本是不允许的，由于党政要人都纷纷向杜月笙祝贺，在上海轰动一时，邮局当局摄于声势，只好默许。”

按：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买杜月笙的账。为了庆祝，杜月恒在天蟾舞台连唱了三天大戏，京沪两地梨园界的名角儿几乎到齐了，只有余叔岩例外，就是不去，不给杜月笙捧这个场。当时杜的门下给余带话，说：“如果你以后还想在上海这个码头混，就老老实实地给我过来。”谁知道余叔岩也很倔，不吃这一套，说“不混就不混”。从此，余叔岩真的没有在上海唱过一出戏。

1932年，杜月笙成立“恒社”，朱学范、陆京士都是常务理事，从此成为杜身边的“哼哈二将”。

1932年，朱学范当选为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委员（后改称主席），同年创办“大公通讯社”，走上了他工运生涯的顶峰。

1933年，朱学范开始在上海市总工会内部收“门生”，次年，仿照杜月笙的“恒社”，朱学范主持成立了他自己的组织，并援引“恒毅为立身之本”的意思，起名为“毅社”。

与此同时，陆京士当选为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至此，朱学范、陆京士二人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帮会成员了、甚至不仅仅是工人领袖了，而已经成为政治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