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三）

就在戴笠与杜月笙会谈的第二天，戴笠给自己的手下王兆槐写了一封信：

“此次中日战争，固为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交，但亦为我领袖领导下革命团体生死成败之所系也。吾人在此时期，应如何不避艰险，努力工作，以报领袖与党国，亦即所以自求生存之道也。万望兄以身作则，立即激励所属同志，不畏难，不怕死，不分昼夜，努力工作。情报务期确实而迅速。”

王兆槐，1906生，浙江遂安人。军校四期。

王兆槐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分在四期入伍生队步一团步七连，同一连中，还有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另外还有胡涟。

王兆槐是标准的军人出身，还在接受入伍生训练时就参加了东征，毕业后又参加了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上尉军衔。

当时的参谋处长是林蔚，其参谋处人才济济，有少将高参熊式辉、有汤恩伯，还有刚刚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不久的上校参谋盛世才。

作为联络参谋，王兆槐主要的任务是传送重要作战命令。有一天，他奉命送一份文件给刚刚从孙传芳部下反正过来的第37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陈调元。当时刚好杨杰和熊式辉赴前方，他们的车后面跟着一辆随从坐的卡车。王兆槐为争取时间，请求搭乘卡车，杨杰没说什么，熊式辉却拒绝了，他说：“你骑马去吧。”

王兆槐只好骑马去送公文，马不停蹄地跑了整整一天，才找到陈调元的总部，马也跑死了。王兆槐非常生气，我是参谋处的参谋，送参谋处的公文，怎么就不能搭一下参谋处的车呢？

当时戴笠也是上尉联络参谋，戴笠比王兆槐混得更惨，他的主要任务是在陇海路、津浦路上搜集情报，为老蒋服务。搞情报是要花钱的，戴笠并没有特别费，只靠上尉薪饷根本不够。只好靠母亲蓝月喜从家里给他寄钱。

这段时间是戴笠最为艰苦的时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跟着他的就是勤务兵贾金南，每天背着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行军床让戴笠睡，贾就睡在地上。王兆槐看了十分同情，给戴笠介绍了一家印刷厂，才算解决了住的问题。

正因为彼此是“患难之交”，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自然把王兆槐拉了进来。

王兆槐也是杜门中人，而且还是骨干、“恒社”成员，因此进入特务处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1935年，继吴乃宪、翁光辉之后，王兆槐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

按：“恒社”是杜门徒弟、门生的一个组织，以民间社团的面目出现，其目的是加强联系、扩大影响。所以，并非所有的杜门中人都是“恒社”成员，只有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才有资格加入“恒社”。

查1934年的“恒社”会员录，共324人，除了朱学范、陆京士等知名的杜门中人外，颇多知名人士，如政界的吴绍澍、陈君毅；文化界的张石川；商界的黄香谷；著名中医陈存仁，等等。由于“恒社”的聚会经常要唱戏，因此，梨园界的成员颇多，如高庆奎、马连良等等都是“恒社”成员。

戴笠的手下有两个“恒社”成员，除了王兆槐以外，另一个，就是后来曾经为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公共租界捕房探长刘俊卿。

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是特务处最早掌握的公开机构，也是对戴笠助力最大的一个单位，因此，不仅历任大队长，戴笠都派了军校“学长”去担任，还想尽办法往里头“塞”特务处的人，沈醉、程慕颐，还有后来落水当了汉奸的林之江都是最早派进去的，据沈醉回忆，最多的时候，特务处派进去十几个人。同时，对侦察大队中合乎自己要求的，戴笠一个个全拉进特务处，时间不长，几乎把侦察大队搞成特务处的分支机构。

之所以戴笠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在侦察大队安插自己的人，有一个重要原因，淞沪警备司令是杨虎。

杨虎，1889年生，安徽宁国人。

杨虎这个人们说起来耳熟能详，但他的许多经历，其实并不为人熟知。

杨虎本姓胡，出身很苦，无奈家中将他送给同村杨姓人家，起名为杨德顺，以给人放牛为生。杨德顺发迹以后，为纪念本家和养父杨家，遂改名杨虎。

经种种难得的际遇，杨虎去了南方，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因其作战勇敢，又写得一手好字，于1913年成为孙的秘书兼卫士，并于同年与孙的另一位爱将蒋介石拜了把兄弟。1921年，孙中山于广州就任大总统，杨虎任大总统参军兼总统府卫队长。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当时在孙身边的就是杨虎，正是杨虎保护着孙中山逃上了“永丰舰”。

换句话说，没有杨虎，后边的历史不知道怎么写了。

1926年，北伐军兴，杨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

1927年3月，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攻克上海，成立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就是杨虎。此后，上海警备司令部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杨仍为司令，同时，杨还兼任上海市政府保安处处长，加上他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从1927年到1937年，杨虎就是上海的土皇上。

据杜月笙的总管万墨林回忆，早在1927年，戴笠就已经与杨虎和杜月笙拜了把子，当年的杜月笙与杨虎都是上海威风凛凛的人物，而戴笠还籍籍无名，可见戴笠与人交往确实有一套，而杜、杨二人“识人于未遇之时”，眼光也自了得。

没有杨虎的默许，戴笠不可能放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安排特务，跟在自己家里似地。

另外，杨虎的姨太太陈华也是一位奇女子，对戴笠的工作有莫大的帮助。

此后，王兆槐任浙江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淞沪抗战爆发以后，随戴笠赶赴上海。

就在8月16日，戴笠给王兆槐写信的当天下午，戴又找到王，交给他一项艰难的任务——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仓库内存放着一批武器弹药，令王不惜一切抢运到南市。

南市和仓库之间隔着黄浦江，入夜，江里的日本军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来回照射，一旦被发现，全都得葬身鱼腹。

王兆槐没有二话，当夜，他从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从侦察大队挑选了陈步云、陈邦国、刘耀、钟铸人等40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探照灯的空隙之间，于当晚九点多钟抵达仓库码头。

据乔家才回忆，当时仓库都用铁锁锁着，锁环比大拇指还粗。王兆槐事先早有准备，他们用湿毛巾裹住锁环，用钢锯锯断锁环，等探照灯照来，大家马上匍匐在地上不动，这样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大门打开。仓库里，“崭新的马牌曲尺左轮手枪、轻机枪、三八式步枪、各种子丨弹丨、航空器材”堆积如山。从九点多钟，王兆槐他们一直搬到第二天清晨四点钟，装满三条驳船，安全运回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