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22)

听了戴笠的话，陈恭澍很不满意，他后来回忆说：“这两句话听得我不明不白，而我最关切的是不远千里到底来干什么？和他一起去那里？我正待发问，他说还有好要紧的事情，非要马上处理不可，竟而一转身走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了。我心里好不舒服，这算什么！”

随戴笠一同来的，还有他的警卫——神枪王鲁翘。

陈恭澍与王鲁翘并不太熟，他在回忆中说：“笔者和王鲁翘同志在南京见过一次，握手寒暄，并未交谈，如此而已。王鲁翘山东人，警校毕业，原任戴先生侍卫，此刻正从广西完成了一件重大工作后，留港待命中。”

按：陈恭澍所说的“从广西完成了一件重大工作”，即前文所讲的，1936年11月21日，特务处将王亚樵狙杀在广西梧州。此后，王未回南京，留在特务处香港站工作。

于是陈就问：“刚才戴老板说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

王鲁翘比陈恭澍小五、六岁，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很痛快的说：“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接着，王将陈送回“跑马地饭店”，陈恭澍回忆说：“我很想多知道与我有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够不上谈心事的交情，有些话也不便多问。在他，无论知道不知道，更不敢多说，如果我问了，他是知道的而又不便告诉我，岂不使他为难。鲁翘临去，嘱咐我多休息，少出去，以免有事通知找不到人。”

此时，即使是政治上再不敏感的人，恐怕也能够猜着“到河内去”的使命了，何况是陈恭澍这样的职业特务。他想：“至于到河内去干什么？我想，这当然与汪精卫之背离重庆有密切关系，王鲁翘不是说他也一同去吗？他不是刚从广西对付了一个‘职业打手’之后，调到香港来的吗？我不是在华北指挥或参与过许多次行动工作吗？据此推论，思过半矣。”

同时，陈又想：“也不尽然，因为汪某的身份地位特殊，与一般的通谋敌国者又有所不同，当不致于对他怎么样吧？”

次日，戴笠携陈恭澍、王路桥二人离开香港赴河内。陈恭澍回忆说：“我们几个人在飞机上：戴先生和我坐在一排，他靠窗，我近甬道，鲁翘是后面一排，和一个外国人坐在一起。我心想，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总可以告诉我一点端倪了吧，可是他始终不开口。我也曾数度引起话题，他仍然嗯嗯两声，不肯多说。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响太大，小声说，总不清楚，如果放开喉咙，在这种场合，又恐被人家听了去，因而泄露了事机，当然不好。”

就这样，在沉默中，陈恭澍陪同戴笠来到河内，见到了戴笠早就安插在河内的特务方炳西。

方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木秘书。据当时任香港站助理书记的王方南回忆说：“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在河内设有一个总领事馆，总领事是许念曾。军统原派有一个名叫方炳西的人在该领事馆担任秘书。据方炳西说，戴笠为了利用该领事馆作为掩护，曾秘密去过河内一次，他对许念曾封官许愿，极力拉拢，答应事成后给许以高官职位。许念曾为了升官发财，也乐于巴结戴笠而甘愿为蒋介石效力（后来许念曾经戴笠推荐一度出任驻埃及公使）。是河内总领事馆便成为戴笠刺汪的活动据点。”

按：许念曾英语极好。日后，许调回重庆任外交部主任参事，1942年8月，军统与美国海军方面的代表梅乐斯谈“中美情报合作”问题，当时由军统局第一处处长鲍志鸿起草了“合作协议”初稿，由戴笠的英文秘书王友竹译成英文；又先后经军统另外两个外语长才黄天迈、马佩衡校订。戴笠还不放心，令许念曾做最后的校勘。据鲍志鸿回忆，当时正值盛夏，又没有电扇，为免许念曾分神，戴笠亲自在一旁给许打扇子，由“许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句逐条斟酌校正英文翻译”。

王方南，许多文献说他是浙江人，其实是把王与他的老上司、老搭档刘方雄给搞混了。

王方南，1906年生，湖南城步县人（今属邵阳）。

王方南毕业于黄兴创办的明德中学，1927年考入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1930年加入国民党。

1931年，王方南大学毕业，到南京《新京日报》当体育栏目编辑，后曾短时间到浙江嵊县中学教书。1933年夏，王方南考入中央军校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一期学习。

按：在铨叙年功的时候，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一期毕业生比照军校十期毕业生，所以，王方南也算是有军校的学历。

1935年，经特务处汉口站负责人、汉口丨警丨察分局局长周伟龙介绍，王方南入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当了一个“编审员”，禁烟督察处是受特务处“运用”的单位，至此王方南再进一步，成为特务处的外围组织成员。

1935年秋，杭训班第六期开班，周伟龙以军统汉口站名义保送王方南到杭州学习。因此，王方南与张毓中、毛森等人的出身是一样的，都是杭训班毕业。不过王要晚的多。

后来，王方南回忆说：“我是1935年5月在汉口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同年10月，我被调往军统杭州特别训练班第六期受特务训练。这个训练班设在浙江杭州警官学校内。训练班的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余乐醒，书记长是王孔安。训练班分为六个队，一、二、三队主要进行丨警丨察治安训练，第四队进行全能性特务训练，第五队进行汽车驾驶训练，第六队电讯训练。

王方南就被分在第四队，接受了所谓“全能性特务训练”。据王回忆，对这个队，戴笠非常重视，其学员的来源，“除了几个专人介绍来的以外，其余都是从军统所属的各地机构中抽调的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特务。”

王方南说，当时学习的内容有：“（1）情报（包括密写通讯和药水反应等）；（2）侦探（包括侦查、化装。跟踪、脱梢等）；（3）爆破（包括丨炸丨弹装制、手枪拆装、烈性药物炮制等）；（4）密码（包括电码排列和翻译等）；（5）照相（包括摄影、洗印、放大等）；（6）擒拿；（7）汽车驾驶；（8）手枪射击；（9）政治；（10）外文（英、日等语）。”

从学习的内容看，与陈恭澍在洪公祠的课程设置差不多，确实是按照“全能性特务”来训练的。

王方南也参加过“宣誓”，他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在受训快要完毕的时候，曾举行过一次集体宣誓。那天半夜，集中在警官学校操坪上，然后把所有人的眼睛都用毛巾蒙住，装上汽车送往郊外傍山的一幢大房屋内。屋旁半山坡上有一盏绿色的电灯，光线暗淡，显得恐怖。政治指导员董益三把全队人员带到屋内，只见厅堂里挂着蒋介石的头像。董益三要全队人员列队向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然后由王孔安领着全体受训人员宣誓。宣誓的内容是：我们忠于三民主义，忠于领袖，努力工作，不怕牺牲，如违誓言，愿受严惩。宣誓完毕。当场杀了一只公鸡，把血淋入酒内，全体人员各饮一杯鸡血洒，作为盟誓。”

在今天看来，这种仪式，既有点神秘、又有点恐怖，还带些封建色彩。

1936年6月，王方南等从杭训班毕业，照例又要到特务处的“最高学府”——洪公祠进行“实习”，也相当于镀金吧。不过为时甚短，仅两个月即于8月前后分配工作，王仍回汉口站，当了一名“直属情报员”。

至此，通过“中央军校学员、特务处外围组织成员、特训班”的“三级跳”，王方南就算是成为特务处的特务了。

1937年2月，一直在武汉工作的周伟龙转任上海区区长，将王方南也带到上海，任助理书记，负责情报编审工作。

抗战开始以后，上海区大批干部被戴笠调到内地，王方南改任情报组长。

1938年夏秋之际，王方南与上海区另一个情报组长刘方雄被上海“公共租界”以“暴徒”的罪名逮捕，后经戴笠多方想办法营救出狱。当年11月，刘方雄、王方南均被调到军统香港区，刘方雄任书记、王仍当助理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