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21)

这个人，就是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

陈恭澍后来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元月，中日战争在剧烈进行中，我军政指挥与领导中心，已移至四川重庆。有一天，实在想不起是那一天了，突然接到戴雨农先生拍来的电报。时限等级，列为‘十万火急’，是发自香港而由重庆转到天津来的。报头上的保密区分，注明‘亲译’二字。待我亲自译成明文一看，却只有‘克日来港电话******联络’这么几个字。”

陈恭澍说：“电报来得的确突然，事先一点征候都没有，实在估不透是什么事情。我把电报拿给书记曾澈同志看，意在征询他的看法，他沉吟了一会子，又把那张小纸条翻来覆去的想了老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别以为只是一张小纸条，这就是上级给我们的‘紧急命令’，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也不容稍事迟延，既然命令我克日赴港，我得立即摒挡就道。”

前面说过，除了天津站站长以外，陈恭澍还兼着军统在北方的一支游击队即“苏浙行动委员会北方支队”的副司令职务，在陈的回忆中，他将这支部队称为“滦榆游击总部”。天津站的“站务”，他照例交给了曾澈代理。至于“滦榆游击总部”的工作，原来陈恭澍就没有太多参与，所以也不用去向“总座”王天木辞行。

但是，陈恭澍却很想与他的几个好朋友打个招呼，其中一个是天津站的行动组长、“滦榆游击总部”大队长王文；另外两个都是他的军校同学，“滦榆游击总部”参谋长齐庆斌、政治部主任张作兴，这两个人都是经他介绍，到“滦榆游击总部”工作的。

陈恭澍说：“可是他们都在宝坻新安镇乡下，一时之间已经来不及了。当我即将离津赴港之际，原以为还会回来的，所以连家眷都没有安顿，就像往常到北平去一样，匆匆就走了。”

陈恭澍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去，再回到北平，已经是八年之后的1947年！

陈恭澍更不会想到的是，平、津两地的许多“同志”，如曾澈、如王文、如周世光、如陈资一，此生再无相见的可能！

陪同陈恭澍赴港的，并不是天津站的工作人员，而是戴笠的“好朋友”胡永荃，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在“殷汝耕案”中，戴笠派来给陈恭澍帮忙的。

此时，胡永荃不仅与陈恭澍成了“好朋友”，同时也基本上成了天津站的编外人员，叫干什么干什么不说，工资一分钱不要，还往里搭钱！因此陈恭澍要去香港，不带自己手下任何一个人，却主动要求胡永荃一同出行，

胡将陈恭澍送到上海，他留下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胡本就是上海人，在当地有自己的买卖），陈独自一人来到香港，住在“跑马地一家半大不小的山光饭店”。这家酒店也是胡永荃介绍的，陈说，这里“既清静、又便宜，要比湾仔那一带乱烘烘的好得多了”。

住下之后，陈就根据密电上的电话，与戴笠取得了联系。

从1935年回到特务处接受“处分”，陈恭澍已经有三、四年没有见到“老板”了。陈说：“戴先生和我总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我们虽照例的握了手，可是淡淡的却缺少久别重逢的那股热情。这并不表示他对我的冷漠，应该谅解到他的心事太重，顾不得多事周旋，也许有好多问题正等待他解决？”

陈恭澍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默默相对，彼此都没有开口，我想他正在考虑另外的一件事。就这样又过了一两分钟，我心里虽急，也只有耐着性子等他先开口。”

戴笠终于开口了，可他说出来的话，却令陈恭澍莫名其妙：“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区他们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

按：戴笠口中的香港区，原来叫香港站。

前面说过，香港是特务处最初的据点之一，首任站长就是有“阿公”之称的中医邢森洲。后邢曾随郑介民到北平工作，后来又回到特务处本部当督察股长。

此后，香港的地位日益重要，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香港成为内地与外界联系、转运的唯一口岸，戴笠遂将香港站升格为香港区，以郭寿华为区长。

郭寿华的经历，像极了前面说过的严灵峰，只不过严是福建人，郭是广东人。

郭寿华，1902年生，广东大埔人。

郭是私塾出身，国学底子很不错，据说还学过少林武术，也是个允文允武的人物。

1920年，郭寿华考入省立潮州金山中学，正赶上新校长上任，这位校长，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惊世骇俗的张竞生博士。

按：《潜伏》中，几个太太打麻将时，马太太和陆太太曾经眉飞色舞地谈到“性，那是学问”等等，说的就是这位张大博士的理论。结果被守旧的站长太太嗤之以鼻，翠平则不知就里，还接茬说“我们乡下讲究在山坡上”什么的，引得马太太无限神往。

其实张博士的学问并不仅仅是所谓“性学”，还包括许多其他内容，比如，他在金山中学校长任内，大力宣扬“计划生育”（当时不这么叫，但意思是这么个意思）、避孕、节育等等，应该说在都是领风气之先的。

郭寿华虽然岁数不大，却读了一肚子线装书，可能思想上比较保守一些，看着这位校长不顺眼，居然带着一帮同学搞学潮，要驱逐张竞生。可想而知。跟校长对着干，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最终郭寿华被开除。

按：张竞生的结果也比郭寿华好不了多少，就在郭被开除不久，张也被人驱走，前后干了还不到一年。

张竞生一生坎坷，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被人提起。

被开除的郭寿华倒不愁没学上，前脚离开潮州，后脚到广州，轻轻松松地又考上了广东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与陈公博是前后校友）。在校期间，郭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学生部部长。

1927年，郭寿华转为中共党员，并在毕业后，受党的委托，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政经科学习，后又进步兵学校学习。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郭寿华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大会的会务工作，担任大会秘书处记录科记录员。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以后，郭寿华没有回国，而是去了南洋的亲戚家，并在此期间脱党。此后，郭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行政法专业，1930年毕业。

1931年，郭寿华回国，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讲师，同时任宪兵第三团、中央军校中校教官。1933年，郭寿华任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中校秘书，后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转入特务处。

比较特殊的是，郭寿华的“关系”转入了特务处，但人却没有进特务处，原因是他早在1933年即奉派赴民国政府驻意大利大使馆副武官，后又代理武官。

1937年抗战爆发，郭寿华回国“归队”，此时特务处已扩大为军统局，郭寿华是广东人，又有长期驻外的经历，戴笠遂将郭派赴香港，任扩大后的香港区区长。

此后，郭被调回重庆军统局本部，接替他的是“湖南三李”之一的李崇诗；再往后，李崇诗去了广东韶关，当财政部广东缉私处处长，换上来的，便是我们久违了的王新衡了。

抗战胜利以后，郭寿华曾任广东湛江市市长，后去台，转而做学问，放下手枪拿起笔，倒也像模像样，著述颇丰，虽不比严灵峰蔚然大家，也是成就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