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20)

陈公博说：“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复，交周佛海、陶希圣和我三个人带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到香港以后，心想我的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的谅解。”

12月29日，周、陈、陶等三人到达香港。刚出机场，陈公博即被相熟的记者认出，三人遂分开，周佛海、陶希圣间道走脱，陈公博则依汪的嘱咐，去找顾孟余“研究商量”。

顾孟余，1888生，祖籍浙江上虞，生于北京。

顾孟余在京师大学堂学过德语，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11年，顾回国参加了武昌首义，并在教育部任职，袁世凯窃国后再度赴德国。后回国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顾孟余通数国语言，据说他在北大讲课的时候，先用中文讲一遍，再用德语、英语、法语各讲一遍，学生惊为天人。

1924年，国共合作，顾孟余加入了由张继、李大钊等人主持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1925年，顾孟余南下到广州，任广东大学校长，同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顾孟余也是汪精卫的亲信，1929年3月，因参与“改组派”的活动，顾孟余被蒋介石给予“开除党籍三年”的处分。蒋汪合流以后，顾孟余的党籍被恢复，并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顾孟余转任交通部部长，1937年卸任后去了香港。1938年4月，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任命顾孟余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周佛海、董显光为副部长。因顾在香港，遂由周“代理部务”。

罗君强说：“顾孟余原是改组派的主要头目之一，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他任铁道部长，抗战初期挂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因看不起蒋介石，长住香港不赴任。”

由于顾与汪的渊源，因此汪特地嘱咐陈公博，一定要与顾孟余商量之后再定行止。

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对他的做法，他多年的老部下顾孟余表示了激烈的反对。

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正就寝，公博及柏生来，谓顾孟余坚持汪先生宣言不宜发表，并嘱柏生停发，电汪阻止。”

对此，周的态度是：“余深不以为然，主立即发出，多数人数日商量之结果，决不能以一人之意见而改变。公博主张不论汪有无回电，明日再发，余亦同意。”

罗君强回忆说：“顾见此电稿，坚决反对，认为汉奸决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陈公博表示无可无不可。周佛海力主发出。林柏生说：汪先生此电稿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出名，你们无权反对。”

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七时电思平，闻宣言尚有问题，本日能否发出，尚未可知，当请即至《南华》报馆，督促柏生即发。待至八时半尚无电话，焦甚!如今日不发，则一切计划均破坏无余矣!因径电柏生询问，始知已发出，心为之安。”

林柏生“已发出”的“致蒋先生及中央各负责当局缄”，实际上是汪精卫给“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由于是以“通电”的方式发出的，时间是12月29日，依“电报代日韵目”，史称之为“艳电”。

在信中，汪精卫说：“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第二点,为共同防共。……第三点,为经济提携。……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复恢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在信中，汪精卫充满“激情”地说：“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罗君强说：“臭名昭著的汪精卫《艳电》，终于在林柏生手里发出，留下了历史罪证。顾孟余从此和汪方绝缘了。”

对于汪精卫一伙来说，1938年12月29日是个“坎”。

在此之前，纵使梅思平、高宗武已经代汪精卫与日方签署了“重光堂密约”，毕竟都还是地下的，汪精卫并没有以官方的身份与日方公开媾和，可以说签了白签，不作数的；同时，即便有汪精卫12月18日的出走，也还可以勉强解释为与“当局”“政见不合”，依民国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合则留、不合则走，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算大逆不道。多少年来，汪精卫也是一贯如此，能干就干，干不了就出国喝鸡汤。

迄“艳电”发表，性质就完全变了。“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那边浴血奋战，这边却要与对方“交换诚意”。就凭这一句话，任何人都否认不了汪精卫一伙在“通谋敌国”。试问，“通谋敌国”，不是叛国是什么？

再说得明白点，有了这一纸“艳电”，汪精卫一伙的叛国投敌，就是铁案——最晚从1938年12月29日起，汪精卫等人已经是汉奸了。至于后来的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还都”、“组府”，等等，不过加重其罪行而已。

“艳电”一出，举国哗然。当年，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坐牢时，与看守张德江结下了深厚友谊。多少年以后，张在回忆汪精卫的时候，犹充满感情地说：“今则汪先生荣为行政院长，余谨祝其政躬康健，永为国宣老。”今天，汪精卫一变而为汉奸，大家对汪的忿怒，可想而知。

193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痛斥：“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今幸自行暴弃，必于党国与抗战前途一大进步也。本日，见汪响应敌相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1939年1月1日，先是例行的元旦团拜，大家聚在一起，蒋介石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旋即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临时会议，商讨汪精卫一事。

陈布雷回忆说：“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会，讨论对汪发表艳电后之处置。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嘱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之所在。”

按：“溥泉”即国民党元老张继。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于中央党部遇刺，张继曾奋不顾身地将枪手孙凤鸣扑倒在地。

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临时会议发出决议：“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汪兆铭违法乱纪，永远开除党籍，撤除一切职务。此后一以上月二十六日蒋总裁之演词为标准，奋斗不屈。”

“蒋总裁之演词”即蒋介石针对近卫第三次声明的反驳，这篇讲稿亦出自陈布雷的手笔。陈后来回忆说：“二十六日为蒋公撰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词。此文以一日之时间草成，张季鸾君谓为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经蒋公再四审阅，于二十八日发表，次日汪精卫即在河内发表其响应近卫声明之艳电矣。”

汪精卫逆迹已著，此时，远在天津的一个小人物，正悄然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