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18)

在1938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九时赴航空学校讲演。十时辞出，经飞机场时，见有队伍及军乐队，沿途均有宪兵布岗，异甚!抑蒋先生或汪先生来昆欤?蒋来必坐专机，何以航校不知?汪来何以春圃不告?”

周佛海猜得不错，龙云布置了军乐队要接的贵宾，正是汪精卫。

陈春圃后来回忆说：“现在追忆起来还记得汪精卫到昆明机场的时候，看见龙云以外各厅、署、局长都来了，而且军乐大作，他很生气地问我，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他已来电报关照我转知龙云，说明只许龙云一个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知第二个人，理由是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此外不许我多说。我虽照着通知了龙云，他也口头答应了，但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的挂起了所谓‘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我急极了，再见龙云请他下令收旗并不要张扬，但已来不及。”

前面说了，龙云喜欢讲排场，那么，既然蒋先生来了要隆重接待，汪先生来了也不能怠慢，否则岂不很“失礼”？

于是，龙云恰好利用这种谁也没有道理指摘的“热烈欢迎”，表示自己在汪精卫“莅临”昆明这个问题上，心里没有“鬼”——换句话说，我哪里知道汪精卫到昆明干什么来了，汪精卫此后干的事情，与我更没有半点关系！

在日后的回忆中，龙云依旧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家里。”

汪精卫成功“出走”，最高兴的，自然是周佛海，他说：“旋与陇体要步行出外午饭，遇公丨安丨局长，询知，系汪来，喜甚。饭后至省党部，适秀山、存藩接汪回，知已到达。十余日来心上一块石，今始放下。偕秀山、存藩游筇竹寺、海源寺。五时返寓。适汪先生缄召，当即晋谒。相见握手欢然，始悉蒋先生尚在渝，此行极险。谈三十分钟辞出，电港报告。今后能否离昆，惟在治舟态度，大约不至留难。今晚汪先生与治舟谈话，结果必甚佳，因此刻尚未见召；否则，汪性急，必召商也。”

事后，汪精卫对陈春圃谈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同时也解释了周佛海所说的“此行极险”的由来。他说：

“既然托词演讲而来，但实际上是借路溜走的，接见的人越多就越难对付，而且待到他们将来晓得我的主张后一定骂得更凶，所以只好一律不接见(当时由曾仲鸣转述汪在机上因颠簸太甚，脉搏又间歇，改日延见为词挡了驾)，同时更重要的是上了飞机后，忽然发见周至柔(当时的蒋帮空军司令)也同在机上，鬼知道他有没有作用的，所以心里一急，打定主意在昆明不多耽搁，越快走越好。幸而现在没有问题了。”

汪还对陈春圃说，18日当晚，他“已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云，得到龙的赞同”，在谈话的最后，汪精卫说：“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指龙云)，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

汪精卫说，对他最后这就句话，龙云说：“汪先生说哪里的话，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

汪精卫说：‘如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至于改为一年之内撤兵的意思很好，将来试试交涉看。”

汪精卫对陈春圃说：“龙云听了后就拍胸脯说：‘定机位的事包在我身上，由省政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龙云的回忆，可不是这么说的。龙说，当日汪精卫对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

龙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

汪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

龙云回忆说：“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来的。’他叫曾仲鸣到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

龙云的回忆，实际上是把18日和19日，汪精卫与他的两次谈话混在一块叙述了。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十二时赴汪处，适龙治舟亦在，同谈一小时。与龙第二次晤谈，觉其有毅力，个性甚强，头脑实际。”

当天，陶希圣亦从重庆飞到昆明。据陶的太太万冰如女士在回忆录《逃难与思归》中所说：

“希圣从重庆来成都，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0月间，回家看我们母子生活的情形，并在四川省党部讲话。……第二次是12月，他来到成都，对外不公开，只见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公博与他谈话之后，即往重庆。再过两天，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在武汉，十九年在上海，二十六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

至此，除了不想参与“和平运动”的陈公博，高宗武、梅思平和周龙庠已在香港。要“走”的人已经凑齐了，可以出国了。

周佛海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说：“九时返寓，希圣已来，偕谒汪先生，闻下午二时可包一机飞河内。乘机较快而有危险，乘车安全而需坐候两日，机欤?车欤?二十分钟内变化七、八次，仲鸣出而追回者三次，最后决定冒险乘机。”

对此，陈春圃回忆得更详细：“当陈璧君告诉他（指汪精卫）要准备明天天气不好万一不能起飞，要迫着改乘火车走的话，那到河内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狼狈的，因此已指定我趁翌晨发河内的火车先走，以备万一时，汪听了笑逐颜开地赞同，并说：‘不管坐的是什么，总之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就这样．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陈常焘、汪文惺、何文杰及副官等一行十余人于l938年12月19日乘了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了。”

行前，汪精卫还交给卫士许少泉一个任务——把自己的小舅子、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等人送到河内。

许少泉说：“（12月18日）中饭后，汪精卫把我叫去，夸奖我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接着又对我说：‘你暂时留在昆明多呆几天，把汽车送走以后，再把昌祖(即陈璧君之弟、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陈昌祖)、国强(即陈璧君之侄、飞机制造厂机械处处长陈国强)送到老关(中越交界处)，一同到河内来。’”

接着，汪又嘱咐许少泉说：“军统在这里有不少人，你千万小心，把工作做好，不要出问题。”

汪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还真出问题了。

许回忆说：“我把手枪交给龙云并向他告别后，便和陈昌祖一道乘火车去河内。一上火车，我们便发现有特务盯梢。火车开到蒙自，陈昌祖被军统抓去。我立即下车给昆明的龙云打电话，要他找军统昆明站交涉放人。龙云在电话里把军统昆明站站长臭骂了一顿。昆明站站长原是汪精卫的老部下，接到龙云的电话后不敢怠慢，马上把陈昌祖送给龙云。龙云知道这是件麻烦事，若蒋介石过问起来就很不好办。龙云交待属下挑了一部卡车，在车厢铺上个‘床铺’，又买了面包，配好茶水，在卡车车厢门上加锁，贴上‘云南省政府’的封条，把陈昌祖送出了老关。一切办妥后，我于12月底到达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