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17)
航空检查所，也是军统控制的机构，为了印证自己的看法，陈恭澍还特地“采访”了当年的同事兼好友王云孙。
王云孙是王持平的弟弟，王持平大家还记得吧？就是王兆槐的夫人，在淞沪抗战中曾有不同凡响的表现。
王云孙也是特务处的老人了，特务处成立不久，王云孙就由王兆槐夫妇介绍进入了“组织”，随即安排在北平站做内勤，处理一些文字上的东西。
王兆槐与陈恭澍的私交很好，并且，陈恭澍的夫人杨小姐，也是由王持平介绍给陈恭澍的，有这两重关系，让王云孙到北平，多少有点让陈恭澍照顾小兄弟的意思。
王云孙是和白世维前后脚进入北平站的，陈恭澍回忆说：“到了二十二年二月间，稍微加强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的向前推进了一小步。人事方面，加入内勤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和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他们两位参加工作都没有履行什么仪式或手续，因为都是自己同志介绍来的，一开始就当作基本同志看待。”
也许是因为有王兆槐夫妇这层关系吧，另外王云孙也是北平长大的，人称“北平通”，因此提拔得很快，到1933年4月，戴笠带着毛万里第一次到北京视察时，王云孙已经是北平站书记了。而与他一同进北平站的白世维，还在当他的资料员，如果不是此后一个多月成功刺杀张敬尧，白世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崭露头角呢。
为了避免被人一网打尽，王云孙没有住在“站部”，而把家安在了西城按院胡同。在刺杀石友三失机以后，陈恭澍绑架了刘兆南，结果被人告发，在被警探堵住大门的同时，陈翻墙逃跑，“打”了一辆黄包车，一溜烟地跑到了王云孙家。
陈恭澍回忆说：“我拉铃叫门，出来开门的是云孙的太太兪雪侬。我们很熟，一面请她替我付车钱，一面径自往里走。王云孙穿戴整齐正预备到站上去办公，他一看我这副狼狈像，简直楞住了。”
陈恭澍说：“我不大好意思和王云孙明说，他又是何等聪慧的人，就单看我大冷天不穿袜子这一点，也可以料到个八九了。我托王云孙到估衣铺替我买一件小棉袄、薄棉裤，另外再买一双黑洋袜子、黑毛窝（毛制的冬鞋，极厚重）。有了穿的，才能出去料理善后，不过，这就等于告诉王云孙，我已经不能回到北平站去了。只有不大一会儿，王云孙就全都办回来了。我请他在家里等我的消息，可以不必到‘站’上去，预计在中午前后，不回来也一定会打电话来。”
从此，陈恭澍就走上了逃亡之路，直到1936年结束禁闭，改任天津站站长。
在此期间，白世维、戚南谱、王云孙均被调往南京受训。训练结束以后，适逢老蒋的侍从室特务组扩大，白世维、戚南谱由于都有军校的学历，被派给老蒋当护卫，同时派去的还有卓飞。
卓飞，大家应该还记得，卓是军校五期毕业生，1934年被派到福建工作，任福建省会丨警丨察局特务组组长兼任闽北站站长、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是当年特务处在福建的重要干部。由于卓飞把特务处在福建的三个公秘单位一肩挑，大全独揽，狂的不行，结果与当地的复兴社负责人吉章简关系搞僵，被戴笠免去职务，派到老蒋身边当一个普通侍卫。
王云孙则被派到航检系统任职，这在当年是了不得的肥差。沈醉曾经说：“当时的航空检查所，是所有检查所中最上等的肥缺，只要一当上航检所的检查员，最好的手表、金笔、西装等马上可以到手。因为这些人不但可以控制飞机票，可以搞黑市，特别是整天与那些乘飞机做生意的大投机商人和专搞走私的飞行人员打交道，所以最容易发财。他们接近的又是些大官或大官的太太、姨太太之流，不少航检员经常由权贵向戴笠指名要求调用。升官发财捷径，莫过于此。”
抗战爆发以后，王云孙派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做航检工作，目睹了汪精卫当天“出走”的情况。王说：
“记得是在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光景，先是陈璧君偕同曾仲鸣及另外不知姓名的两个人，共四人一行，到达珊瑚坝飞机场，汪精卫并未同来，事后想想，这当然是有意的安排，不过，在局外人看来，先来后到平常事，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陈璧君在候机楼中，不时的朝外瞭望，一会儿低头和曾仲鸣交头接耳说几句，一会儿又指手画脚的像似在调排什么，看样子显得好心急，猜上去当然是为了期待汪精卫卫早一点来。”
“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汪精卫才由一名侍卫人员陪同赶到。原本预定起飞的时间已到，该起飞了，不知什么原故，却又延迟了好几分钟，是加油？是机件故障？还是等候另外的要人？始终未明究竟。”
“在等候起飞尚未登机的这段时间中，陈璧君依然相当活跃的和熟人招呼，而汪精卫则格外沉着，且大踱其方步。听说陈璧君对机场的管理人员（不是航验人员）扬言，他们是陪同汪先生去成都中央军校作一次讲演，停留一天就回来。”
“汪等此行，一共有六个人，在机场里面前后停留了半个小时以上，在这段时间内，如果稍为有点风声的话，无论作任何措置，就算辗转分层的向上级请示，都还来得及，可是谁也没有这么做，因为谁也料不到他们暗中有鬼。所以汪精卫他们一行六人，就这么顺顺当当的飞离重庆了。”
对此，王云孙解释说：“对于像汪精卫这么地位高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他的行止是不会受到干预的，我们事先既未奉到任何指示或有关事项的提示；事后也没有追究责任的举动，至于说到检讨，那只是将经过情形加以整理作成纪录而已。”
陈恭澍回忆说：“以上这段话的大意如此，是王云孙兄当时亲眼目睹的实况，虽然隔了几年才谈起，我想总不致离题太远。就是因为汪某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轻易离去，所以到后来才有‘故意放行’的传说。”
根据自己“调查”的结果，陈恭澍认为：“军统局自戴雨农先生以下，没有人知悉汪精卫与日本有往来的任何情报；如果有半点消息，谁也不敢隐瞒，即使在判断上认为是‘无稽’，但也不能搁置不办，且必需加以认真的‘处理’。这里所说的‘处理’，是情报术语，假设当时收到一件情报，内容说的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通敌’，那该怎么办？仅就‘情报处理’而言，类如这么重要的事，在意识上根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就不能照通常的处理程序来办，如果我是主管，我不会再从文字上兜圈子，批交原报单位复查，我将立即把原报人找来，当面问个明白，假如他言之有据，应该偕同原报人马上晋见上级，当面提出口头报告，请示上级作出今后的进行步骤，才合乎情理。不过有一点则必须说清楚，所谓的‘有据’，指的是真凭实据，试想，像这种事情，如欲取得真凭实据，那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据此，陈恭澍断言：“当时军统局所属的各单位，包括重庆地区以及上海、香港各情报组织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乃至个人获致汪精卫有关通敌叛国的任何消息；就连我们的最高负责人戴雨农先生和郑介民先生，相信他们也都毫不知情。除了我们几个人在河内谈论的之外，后来笔者个人也曾问过其时局本部主管情报的老朋友们，他们也说从未收到过此类的报告。再进一步说，绝没有见到此类情报后，因情节重大而不敢遽下判断，乃致予以搁置的情事。事实非常明显，如果事先知悉汪精卫有了勾结日本的活动，甚且通谋敌国已见诸行为的话，那么其后所写下的一切史迹也就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