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手的自述——陈恭澍及其回忆录《英雄无名》（下）
总括起来，陈恭澍的这五本书，写得最好的，应该说是第一辑《北国锄奸》和第三辑《上海抗日敌后活动》。书中集中描写了当年多次“行动”大案的有关情况及细节。由于陈恭澍作为当事人，直接参与了策划和执行的全过程，读来如身临其境。
如陈恭澍将刺杀汉奸张敬尧评价为：“回顾全局，本案的顺利完成，既没有牺牲，也没有失误；不曾连累人，也不曾辜负人。真是一件至善至美，全须全尾的佳构。此后十年中，在我指挥下的两百多件次的行动破坏工作中，像这样完美无暇的，可就再也没有了。”
“行动人员初试啼声之作，最值得钦折的，端在我们的工作同志冒险犯难，不惜牺牲，与乎同仇敌忾，奋勇除奸的精神，无不发挥到了极致，眞是霹雳震惊，中外刮目。
如陈恭澍回忆刺杀汉奸王克敏的情形时说：“先是运用内线智取不成，乃决定强行武装袭击，务在歼厥渠魁。这也是工作同志们最勇敢、最壮烈的一次表现。还记得当日气候恶劣，眞是飞砂走石，天昏地暗。我们在对方警卫森严，枪林弹雨之下干了一场强攻硬拼的狙击。”
到了晚年，一生从事秘密工作的陈恭澍，很坦率地交代了自己的心态：“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
陈的回忆，最令人失望的，应该是第二辑《河内刺汪始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河内刺汪案”的许多细节还不为人所知，大家都以为，陈恭澍的书出了以后，真相总该大白于天下了。
孰料，看过《河内刺汪始末》以后，给人的感觉，不但没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反而让我们这些“好奇者”，更加觉得“河内刺汪”这件事，实在是太令人莫测高深了。
这不奇怪，陈恭澍是职业特工，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把握得很清楚。陈恭澍说：
“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有的根本不为局外人所知而渐就湮灭；有的却曾轰动一时，惊传四方；而实事真情，在当时乃至其后若干年，由于影响深远，牵涉广大，依然被列为机密。即使外间有所传闻，仍属一鳞半爪，迥非全局真相。到了现在，人已事过境迁，就是公诸于世，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团体以及对个人，都不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倘若仍有什么需要保留之处，自当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必把握一定的分寸，不致稍有差池。”
另外，围绕着汪精卫变节的前前后后，国际、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折冲樽俎”、波诡云谲，也不可能是陈恭澍这等角色、所能够完全明瞭的。
在《英雄无名》当中，陈恭澍写得最为用力的，是第五辑《平津地区绥靖戡乱》，查阅了许多资料作为背景，以加强说服性，结果反而弄得支离破碎，毫无可读性。
陈恭澍曾经标榜：“书中所记述的事实，绝无意于对以往的错误和缺失，作任何的掩饰。”“在写作态度方面，为了存真，为了对历史有交代；是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用雕琢文饰，更不敢挟私贬抑或故意抬举谁，是非功过自有公道，无须假托影射。”等等。
其实，陈恭澍这话说的并不完全实事求是，在第四辑《抗战后期反间活动》中，陈将自己的落水辩称为“反间活动”，并说：“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
陈说：“不久之后，尚在囚羁之中，我和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交了朋友，是他说服了我，还是我争取到他？局外人无妨各说各话，但我自己知道，是我利用了他的政治野心，并针对他的彷徨不安进退失据的处境，诱使他接受了我的远大之计。”
当然，陈恭澍后来确实又与军统接上了关系，这是事实。然而，“远大之计”是什么，究竟利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陈却说不出来。
同时，对于这段经历，尽管陈恭澍声称“局外人无妨各说各话”，大有一副“公道自在人心”的劲头，但在陈的内心深处，这段汉奸生涯绝对是其永远的“痛”。
抗战胜利以后，当陈恭澍担任“0760部队”大队长时，他曾回忆说：
“每逢集会，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以服式分，军服和丨警丨察制服最多，中山装和西装次之。有一次正赶上是国庆节，不期然，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一样东西，这又使我大受刺激！原来有些人在他们所穿的制服上，别着一两排五颜六色的‘勋标’，其中有一节‘胜利纪念章’，是表彰抗战有功的，我看在眼里，辛酸在心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而我没有。”
陈恭澍当过汉奸，抗战之后，差点就给枪毙了，他当然不可能有“胜利纪念章”。
陈万分痛悔地说：“想到抗战，我的确也出过力，就是事到临头舍不得一死，不仅应该得到的得不到，而且落得个终生不名誉。这怎么能够叫我在众家弟兄面前抬得起头来。少一颗纪念章，原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可是烙在身上的疤痕，将永远挖不掉。”
直到晚年，陈恭澍在回忆旧“袍泽”的时候，依然充满自责地说：“一生荒唐，不才就是笔者。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现在什么都不干，一心一意的写下这部‘英雄无名’。”
为避免自吹自擂之嫌，陈恭澍再三说：“至于叙事用第一人称，是为了便于行文，如果要打个比喻的话，我只不过是一条钉书的线而已。”
其实，在大历史中，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一条钉书的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