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15)

对汪精卫的“出走”（指从重庆到昆明这一段），历来有两种说法：

其一，汪精卫是偷偷溜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的说法：

“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那时中枢要人离开重庆，若非因公，必先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但是汪先生地位不同，而且彭学沛又是汪先生一系的人物，他除了唯唯听命以外，自然不敢问搭机者的姓名。同时，他也梦想不到搭机的就会是汪先生。在这一段时间中，没有人发觉汪先生的动态，机票也由彭学沛于班期的先一日送到。战时一切处于特殊状态之下，政府所预定的客位，乘客姓名照例不通知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即使知道，因为预防敌机袭击关系，也照例保持机密。汪先生的能够顺利离渝，就是得了这一个便利。”

特别要指出的是，金雄白所说的这段话，引述的是周佛海的话。

金雄白本人就是“汪政权”的当事人之一，他的这本书，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史料价值。但事实上，其舛谬之处也不少，比如，上面这段话的最后：“汪先生很从容地脱离了重庆。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一九叁八）十二月十八日，以后我也以视察党务为名，追踪前往。”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周佛海逃离重庆，是在汪精卫之前。仅此一点，就可以作为一把标尺，借以判断《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这本书的说法，其中有多少是实情、有多少是道听途说。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周佛海出于某种考虑，没有完全对金讲实话。问题在于，第一，周佛海来找金雄白，是来拉他“下水”的，这种关键时刻，又何必骗人？第二，自己叛国的前前后后，都已经原原本本地交待给了金，为何要在这样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上隐瞒？第三，汪等一伙投敌，在当时是轰动世界的事，报纸上都有，又岂是能隐瞒得了的？

再比如，金雄白说：“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事实上，从蒋介石于12月8日回到重庆，到12月18日的十天之内，蒋一步都没有离开重庆。18日当天，蒋还在行营做了一次“特别演讲”。

还有：“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

前面说了，汪精卫既然已经对魏怀讲过，要到昆明讲演，那么，就已经成为官方出行，机票的事情，自然不劳汪精卫操心，魏怀如果这点事都想不到、都办不了的话，这个文官长就别干了。

不过，既然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传说下来的，况且，这事怎么也是金雄白听周佛海说的，我们不“抬杠”，姑妄听之。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断言，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确实不是大张旗鼓的，汪当然不可能“筛着锣”走，但也绝不是悄悄溜走的，而是以“官方”出行的姿态走的。

如果这一点不错的话，那么就引发了第二个疑问——汪精卫的“出走”，没有遇到任何留难么？或者换个说法，汪精卫不担心遇到某种怀疑么？

这个疑问，引发了多年以来，有关汪精卫出走的第二个说法。

这第二个说法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说，先来看看汪精卫在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曾有一本杂志叫《掌故》，是个月刊，但没办几年就寿终正寝了。其内容，正如其名，多是历史上的一些名人轶闻。不知何故，在这本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多喜欢用笔名，可能是因为涉及的是名人，当时有些尚在世，担心惹火上身之故。

在《掌故》杂志1972年7月号上，曾刊载了一篇《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的文章，署名为“用五”，详细地记载了那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笔者多方搜集，想找到这本杂志的原件，但看来存世太少了，没有找到。幸好，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转载了一部分，足以看出当时的情况。

从文中透露的信息看，其时，作者供职于行政院秘书处，且显系汪派人物，经常参加上层的酬酢，还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另外，经与其他史料相印证，这本“日记”所记载的内容是确实的，绝非杜撰或托名伪作。

由于作者在文中曾提及“端木恺”，再加上前述情况，则符合条件的，在当时的行政院中，不过寥寥数人而已。经查询相关资料，目前已基本知道此人为何方神圣，惟尚需其他资料支持，故笔者暂不提及其姓名，待确认后补叙，大家只要知道此人提供的情况确系实情即可。

按：端木恺，1903年生，安徽当涂县人。端木恺是留美的法学博士，属于典型的学者从政的人物，时任行政院参事。

那么，我们就通过“用五”的日记，来看看汪精卫在重庆最后一段时间的情况。

10月25日：“给曾仲鸣打电话，适汪先生接听，问时局有什么消息，听他声音似极烦苦。”

按：就在前一天，梅思平从香港回来，带回了策动“和平运动”的最新消息，25日，周佛海曾“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此时汪精卫还很犹豫，其“烦苦”可想而知。

11月28日：“下午三时，见汪先生，忽赠最近大型照片一帧，并提笔签名其上，不解有何用意。晚间，平群兄和未婚妻请宴，汪先生亦参加、饮酒甚豪，似亦有些反常。”

按：11月26日，梅思平从上海带回“重光堂密约”的文本，当天，周佛海即去找汪。对此，汪的态度是：“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第二天，周再去游说，“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

早年，政治人物有给他人送签名照的风俗，寻常人等，如能接到大人物的相片，是一种殊荣。此时，汪已经意识到，自己在重庆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于是拿出照片送给友人，以为纪念。晚上出席张平群的婚饭，由于心里烦，借酒浇愁，又喝多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因汪一向自制力很强的，一般来讲不失风度。

按：张平群是行政院发言人，当年在南开上中学的时候曾经与曹禺齐名。

12月12日：“上午八时，到行营参加纪念周，各机关人员奉命前往的很多，林主席做主席，蒋委员长演讲，历时一小时。……散会时远远望见汪先生也来听讲，穿的是藏青色中山装，也很少见。”

按：当天是一个扩大的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在演讲中“对战局前途极为乐观”。

周佛海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说：“返寓后春圃来谈，知汪先生昨电余，马日可赴港。至港电，大约要我在滇候汪。因电告：至迟马日无论如何必行，闻蒋先生小恙，一时或未能离渝。事实如此凑巧，实非人力所能预料，焦甚!俟港电定行止。究竟何往，自身亦难决定也。”

按：“马日”即21日，这个电报代日韵母是我们最熟的了，因为有个“马日事变”嘛。

就在12月16日当天，汪精卫约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好病了。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记载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未提和战之意见，不谓未及一周即潜行人滇而离国也。”

当天谈话的情况，汪精卫落水之后，曾经与今井武夫讲过当时的情况。汪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对此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今井说：“两人争论得满面通红，象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至此，汪兆铭认为除了逃出重庆之外已别无其他道路可走，决心顺着梅思平等预先所设想的日华会谈的路线行动，终于和蒋介石永久分开了。”

今井还说：“以上是汪逃出重庆后，在招待我们的宴会席上坦白说出来的话。”

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或许正是这一次谈话，使汪精卫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当然，蒋介石不会想到，这是他与汪精卫这位二十多年的老对手之间，最后一次面对面的谈话了。

汪精卫呢，不知道他想到了没有。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