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10)

12月7日，为蒋打前站的陈布雷回到重庆，他后来回忆说：“到渝知佛海已于五日赴昆明，余即暂寓其新租之住宅。”

当天，陈布雷就去拜访了汪精卫，他说：“夜九时往访汪先生，再三询余对战局意见，事后觉其容止不甚自然，然当时不甚觉察也。”

陈布雷当然不知道周佛海等一伙搞的鬼名堂，12月7日晚，陈布雷就给周打电报，令他立刻回重庆，筹备召开原定于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今井武夫说：“周佛海是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出差的。七日秘书长陈布雷就打电报给他，要他立即返任。这是受蒋介石的命令发出的电报。”

实际上，汪精卫一伙早就在防着蒋介石回来，在1938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

12月6日，已经逃到昆明的周佛海说：“本日接渝电，谓蒋先生明日可到。是则预定计划，将受绝大影响矣!其殆国运耶?焦灼万分。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惟听天命，但余个人亡命，则早决心矣。”

12月8日，蒋介石回到重庆，恰好与汪精卫预定的“出走”赶在同一天。

蒋来了，汪当然不可能马上就走——“总裁”刚来，“副总裁”就走，也太不正常了，总得见个面吧，否则岂不令人生疑。

于是，汪精卫临时改变了计划，令陈春圃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先去昆明，一方面减少拖累，另一方面也要向周佛海说明情况，以便下一步的“配合”。

陈春圃，1900年生，广东省新会县人。

陈春圃是陈璧君的堂侄，1924年，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秘书。1925年冬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5月回国，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秘书。后任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侨民教育处处长。

陈春圃说：“我跟随我的堂姑夫汪精卫有长久的历史。l922年，在我踏进生活的初期，就在他当会长的广东省教育会充图书馆干事。随后，再了两年即由堂姑母陈璧君荐我当广东省长公署机要课主任，自此对起才开始有了政治关系和活动：l924年汪精卫当国民党宣传部长，调我任该部秘书(其时没有副部长，秘书也只有一人)。1926年初我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于1927年夏宁汉分裂时，汪精卫当汉口中央组织部长又电召我由苏联回国当该部秘书。l929年又受汪精卫之命由欧赴美主编纽约《民气日报》，进行反蒋宣传活动。到了1932年春，我由美回国之后不久，他又要我赴香港主持他个人创办的《南华日报》，继续作他的喉舌。但我当时厌倦了摇笔杆的生活，坚持不就，他才叫我搞华侨工作，在南京侨务委员会当常委兼教育处长，一直干了七年之久，替他做拉拢华侨群众的工作。

对汪精卫、陈璧君而言，陈春圃是晚辈，又长期受汪夫妇提携，因此，陈春圃在汪家的地位，多少有点类似于“管家”，让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抗战胜利以后，陈春圃在法庭上曾经说：“被告自幼贫苦，因系陈璧君远房之侄，自二十三岁起即受汪精卫夫妇栽培提挈，前后达二十余年。平时汪、陈家事杂务亦辄令被告奔劳，事实上被告无异为其家庭之一佣役。”

陈春圃的话，当然有为自己开脱的成分，但“汪、陈家事杂务亦辄令被告奔劳”，倒是实际情况。

谈到汪精卫的出走，陈出圃后来回忆说：“成群结队的离渝是引人生疑的，所以群丑们商定分散逃脱的办法：周佛海先飞昆明，名义是视察宣传(其时周是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过了几天陶希圣又飞昆，而陈公博其时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则约定与汪精卫同一天自成都迳飞昆明再行会合。我则护送本来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汪的幼子文悌和幼女文恂飞昆，让他们转飞河内回香港，我则留在昆明与周佛海联络，并专候汪飞昆日期的电报通知龙云接他，另代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以便把全部逃脱的人装运河内。”

陈还说：“记得周佛海是1938年12月5日飞昆明，那天清早他就来汪家，我刚起床就被汪的副官传汪命要我到会客室，当时汪精卫关照我记牢周佛海告我在昆明的住址(金城银行楼上)，并要我三天后(即12月8日)飞昆，到昆后每天注意收转他从渝发给周的密电报(收转机关系借陈璧君胞弟陈昌祖为经理的中德航空公司的电报挂号，以避人耳目)。”

据陈春圃在法庭上的供述，汪令他带着孩子先赴昆明的时候，并未对他透露太多情况。他说：“鄙人在民二十七年冬任职于侨委会，其时汪先生命向侨委会请假，带领其男女公子各一人赴河内转香港，并嘱到昆明后可先购票，遣其男女公子先赴河内，本人则暂留昆明，谓将来昆明演讲，可以参加讲演，等语。”

12月8日，陈春圃来到昆明，与周佛海会合。周在当天的日记中说：“饭后，春圃自渝来，谓布雷昨已到．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因将明日之行取消。”

对此，周佛海烦躁地说：“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其返渝暂观形势欤?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骂几天，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廿一号前决定赴港，如天不亡中国，汪先生或能于十天内离渝。”

在送走陈春圃的同时，汪令高宗武立即转告日方，请他们将原定的近卫文磨要发表的招降“声明”延期发表。否则，汪还没出来，近卫的讲话已发表，那可就“演砸”了。

12月8日，周隆庠找到西义显，对他说：“因蒋介石突然来到当地，不得已将六日出发的预定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汪兆铭认为：如蒋介石逗留时间较短，等他离开重庆后，从重庆出发；如时问较长，则借口尽快从重庆出发。”因此，周隆庠要求将“近卫声明暂时延期到有汪兆铭到达昆明后的确讯为止”。

这个意外的变故，把日本人也搞得十分被动，犬养健说：“在十二月二日，高宗武的哥哥来访伊藤，转告汪先生已全部允诺重光堂会谈内容，估计汪先生将会在八号从重庆脱出。听到今井这个报告，东京的首相官邸内定近卫首相十二月八日去大阪，并准备了新闻谈话的内容。近卫首相按预定日期到达大阪的旅馆，可是，一直到了九号，还一点儿没传来汪从重庆脱出的消息，首相只得假称有病而回到东京。”

今井武夫则说：“日本政府预先已做好准备，一等到汪逃出到河内，就立即发表总理大臣的声明。先是收到汪预定于十二月八日逃出重庆的通知，近卫首相准备按照这一通知于十一日在大阪大礼堂发表演说，向全国广播。近卫已经到了京都，但由于汪延期逃出重庆，近卫就以患病为理由，把演说和广播延期到十四日，接着他又全部停止进行，回到东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