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09)

1938年12月1日，梅思平抵达香港，正式对日本方面做出了答复。据今井武夫回忆，当时梅一共谈了四条：“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三、汪兆铭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十二月十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四、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与日方通过气，汪等一伙就开始分头行动了。今井武夫说：“周佛海从梅思平那里得到了重光堂会谈的报告，向汪兆铭汇报了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并商量好了逃出重庆的方法，然后于十二月五日他一个人先行飞抵昆明。”

汪精卫一伙，都是高级公职人员，汪本人地位特殊，要去哪里，别人或许不好干涉。周佛海却不行，最起码每天的班是要上的。

于是，周佛海找了个借口，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出差”，为了做得像模像样，行前，周佛海还召集部属，“谈赴昆明视察及离渝后部务处理情形。”

12月5日10时45分，周佛海乘飞机离开重庆，当天抵达昆明。行前，周百感交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

周佛海焦急万分地等到12月8日，汪精卫却没有如期前来，来的只有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一双儿女汪文悌和汪文恂。

汪精卫没有如期“出走”，是由于蒋介石恰好在这一天来到重庆。

自南京陷落之后，国府迁至重庆，蒋介石的“大本营”则因就近指挥的需要，设在了武汉，在武汉陷落前夕，“中枢”各部门方陆续迁至重庆。

老蒋本人，则是在武汉沦陷的前一天，即1938年10月24日晚离开武汉转赴衡阳。

按：最后离开的是戴笠，他是在主持炸毁了武汉的全部重要设施之后，即所谓“反资敌大破坏”以后，才在最后时刻撤离武汉的。

武汉是当年的重要工业基地，早在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在武汉兴办工业，湖北的纺织和军工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其中的湖北兵工厂的“汉阳造”当年名闻遐迩。抗战初期，说中国的武器不行，用“汉阳造”对付“三八大盖”，殊不知，如果没有当年的湖北兵工厂，连“汉阳造”都没有。由于“汉阳造”太过出名，以至于大家都将湖北兵工厂称为汉阳兵工厂。

乔家才说：“反资敌大破坏，是一件不得已而又十分重要的措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敌人可以用来攻击我们、杀害我们的物资设备留给敌人，就只好予以忍痛破坏，不让敌人来利用。……武汉三镇如汉阳兵工厂、汉口码头，各工厂、桥梁、仓库六十九处，必须彻底破坏，不能让敌人利用，这就是武汉反资敌大破坏。”

“反资敌大破坏”的任务，老蒋交给了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并令戴笠副之，实际的任务交由军统执行。戴笠经过考虑，选定了湖北本地人、曾侦破“杨永泰遇刺案”的湖北站站长朱若愚负责大破坏的筹划和执行。

接到任务，“满天飞”的戴笠当即赶回武汉，并介绍朱若愚拜会了郭忏。乔家才说：“郭司令对于这项任务，并不热心，表示非常冷淡。”因此，戴笠指示朱若愚说：“你要知道，我们不能希望郭司令帮助我们什么，只要他不阻挠我们，已经很好了。你必须忍耐，不能同他发生任何不愉快，才能减少阻力。”

此时，戴笠的“临训班”学员刚好毕业，戴笠挑选了100人交给朱若愚，乔家才说：“这些刚受完爆破训练的青年同志，执行任务，确实认真，不折不扣。每一项破坏目标，视其重要性，派一位或两位同学参加。”

10月24日，日军攻占黄陂，离汉口只有30公里了，戴笠再一次赶到武汉督导工作，跟在他身边的，除了警卫员“神枪”王鲁翘以外，只有军统局总务科长郭斌。

其时，担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正是曾侦破“日人藏本失踪案”的赵世瑞。他对戴笠说：“戴先生，敌人距汉口已很接近，可以听见敌人的大炮声，武汉的破坏工作可以留给我们来办，戴先生应该先走了。”

对赵的“好意”，戴笠一语点破：“我很了解你。你想溜走，先把我支使开。等我走了，武汉会找到你的影子吗?”

乔家才说：“戴先生非常沉着，偕同朱若愚看过每一处要破坏的地方，看看准备的确实不确实。一直等到十月二十五日，敌人已经抵达汉口外围，才开始破坏。敌人听见市区的爆炸声，此起彼落，不知道是怎么一会事，在外围停止，不敢进入市内。”

此时，被戴笠揭穿“老底”的赵世瑞估计实在是气不过，居然在此时跑来要回他的汽车。乔家才说：“原先赵世瑞把他的汽车留给戴先生使用，郭斌刚经过一番修理，赵世瑞突然又来要汽车，郭斌非常生气，在要紧关头，他把汽车要走，怎么成?”

这时戴笠反而非常平静，说：“车子本来是他的，让他开走吧，我们另外想办法。”

按：论才干，赵世瑞没的说，就是私心重一些。另外胆子也太大，此后，还在钱财上出过问题。但很奇怪，戴笠对他始终极为容忍。

乔家才回忆说：“没有交通工具，戴先生怎么行动?郭斌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好不容易找到一艘破汽艇，必须修理，才能使用，郭斌赶紧找汽车修理厂的老板盛福生修理。盛福生是一位爱国商人，迅速加配零件，使可以行驶，并加满汽油，等待驾驶。当敌军前哨踏进汉口市的时候，武汉的反资敌大破坏已完成百分之百，戴先生才登上汽艇，驶向上游。但是敌机正沿着长江轰炸，危险万状。戴先生乘坐的汽艇，安全抵达沙市，转往长沙。”

蒋离开武汉之后，出于战事的需要，并没有去重庆，而一直驻在南岳衡山。期间，于11月1日去了一趟长沙，召集军事会议，“检讨作战经过”。

11月12日，蒋介石从南岳赴韶关，“策划反攻广州”，结果刚去的当天夜里，长沙莫名其妙地着了一把大火。由于12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文”，着火的时间是12日深夜、接近13日的凌晨，因此，后世称这把火为“文夕大火”。

这场浩劫，将千年古城长沙的所有典章文物，几乎全部付之一炬，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则无法估量。蒋当即赶回长沙主持调查此事，并在暴怒之下，于11月20日，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会丨警丨察局长文重孚、湖南省保安处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等三个黄埔学生全部枪决。

同一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方签订了《重光堂密约》。

11月25日，蒋介石在衡山召集军事会议，指出：以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界，标志着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并提出：“第二期抗战须转守为攻，坚忍持久，以济远大，忠诚朴拙，和衷共济，提高精神与道德修养，改造军队与社会。”

也正是在这个会上，老蒋决定成立“南岳游干班”，由**派干部授课，讲授游击战的经验。前面讲过的、戴笠的军校六期同学王百刚，进的就是这个训练班，并因为盗窃班费而被“劝退”。回去以后，王百刚因此事被戴笠枪决。

11月30日，蒋介石离开南岳赴桂林。陈布雷回忆说：“在桂林日，蒋公稍暇即召往谈话，所谈均第二期抗战中精神致胜之要点，对敌相近卫所唱之东亚协同体与连环互助关系，痛斥之尤力。谓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运命于永久，较诸军事占领为尤烈，万不可中其奸计。宜愈战愈奋，与之作精神斗争，凡口授四五次，命记于别册准备撰一长文。”

在回忆录中，陈布雷不无惋惜地说：“此种言论惜不及令汪精卫、周佛海于当时得闻之，否则彼等或不致失身作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