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08)

在《苦笑录》中，陈公博是这样结束全书的：“长江是那么急流，船走了半小时还是不能抵岸，我偶然长叹一声，因看见武汉就要失，而这次仗到底无法结束。”

那是1938年“夏天的一夜”，陈公博说：“我们已由下游退至武汉，就是武汉也差不多要失。”

仅仅过了几个月，汪精卫就把陈公博叫到重庆，要与他谈谈“结束”“这次仗”的事情。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一共找他谈过两次。第一次“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

陈公博记不清了，周佛海倒是记得很清楚。1938年10月27日，即前文所述、梅思平返渝之后的第三天：“七时为电话惊醒，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旋返寓，公博来谈。”

陈公博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他说：“我正在成都筹画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在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的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国民党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

陈公博回忆说：“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当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仿佛除了汪夫人之外，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几位。”

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对他的“和平”主张，陈公博表示了激烈的反对。陈后来回忆说：“我等他们走后，我听见汪先生所说，又仿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我听了之后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

当时陈公博讲了三点：“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党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

按：在这里，陈公博所说的：“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等等，应该说都是极有见地的话，陈公博这人不糊涂。

其实汪精卫也不糊涂，但这半年多被周佛海这么一搅合，天天在耳朵边“念秧儿”，“和平”长“和平”短，再加上“枕边风”，已经基本上给搞糊涂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最后，陈公博说：“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

陈公博与汪精卫争论到中午11点，这时陈璧君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

陈公博离开汪公馆，跟着就到中南银行找周佛海，顺便找陶希圣。

当时，周佛海说：“你一定吓一跳罢？”

陈公博说：“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

周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

陈公博后来回忆说：“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那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

与周、陶谈过，吃了午饭，陈公博再次找汪精卫，“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那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后我每次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后来汪先生说，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第一次谈话，到此为止。其时，由于汪精卫也还不知道梅思平与日本人即将开始的“谈判”，最终能谈到什么程度，即“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因此，汪也没有过于地勉强陈公博。

到10月26日，梅思平带回“重光堂密约”的文本，此时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地步，周佛海等人天天逼着汪精卫，等他一句话。

此时汪的心情，通过前面引述的周佛海日记，相信大家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虽说早已下了最大的决心，要“牺牲”自己，但毕竟真到了“最后关头”，这个决心不是那么好下的。

对于汪精卫而言，此时要决定的，基本上相当于要不要去自杀！

换言之，只要汪精卫一点头，则从前种种，“譬如今日死”；而今后种种，能不能“譬如明日生”，却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

汪精卫怎么能不犹豫！

在这一阶段的日记中，周佛海屡次指责“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说得轻巧！换了你试试看，感情你是没有那样一个光彩夺目的前半生！

犹豫中的汪精卫，再一次想起了陈公博。

陈公博后来回忆：“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

这天是1938年11月29日。

对汪精卫、对陈公博，这都是一次无比艰难的谈话。

陈公博说：“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相互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

对此，陈公博的态度是：“我对于第四、五两原则没有意见外，其余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则都不赞同，尤其不赞成的是汪先生离开重庆。”

陈对汪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从谈起？”

汪精卫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

对此，陈公博说，当时他已“辩无可辩”——不知道说汪精卫什么好了。他说：“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多借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逍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

此时，汪精卫再一次祭出了他的“牺牲论”：“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看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

此时，陈璧君不再听任他们做口舌之争，也可能是这些天听类似的话听烦了，对陈公博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

周佛海也对杨惺华讲过，最后的“决断”是陈璧君下的。周说：“汪精卫在家为梅思平设筵饯行，临送出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陶希圣则回忆说：“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为周佛海、梅思平与汪夫妇。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惶失措。汪在会商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的意见。我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

事情就此定板。

陈公博失望地说：“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经无法可辩，我已无法阻汪先生离渝，至于以后怎样，我不得不再考虑。”

日后，陈公博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