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07)

在廖仲恺的援引下，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公博，一跃而为中央党部书记长。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陈又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

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陈公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底，在国内处处碰壁的汪精卫去法国喝鸡汤，吃了汪精卫“挂落”的陈公博则逃到香港，随即回到上海办报、办大学，并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口号。陈公博后来回忆说：

“《革命评论》指出中国最终革命的鹄的在民生，并主张国民革命应该以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这恐怕也带点时代性罢，在今日看来，实在卑之无甚高论，而在当日已惹起天下骚然。国民革命已中坠了，国民党快腐化了，我们要拯救国民革命，必得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当时全国有志青年的呼声。我们为应着这个要求，于是发起了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这就是“改组派”的由来。其代表人物，除了陈公博，还有顾孟余、王法勤等人。

基本上，从这个时候起，以陈公博为首的这些人，已经被彻底看成“汪派”的人物了，而像周佛海这号的，此时与汪精卫还八竿子打不着呢。

1929年，因为给“蒋记”国民党“三大”“捣乱”，陈公博、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党籍”，陈随即出洋，1929年3月1日，陈公博与他的老上司汪精卫在马赛会合。

1931年，蒋汪合流，陈公博任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主任。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以后出国养病，陈公博同时辞职，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改为民众训练部，由周佛海任部长。

1937年2月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决定免去周佛海民众训练部部长职务，仍由陈公博担任，等于是“原物奉还”。此时，周、陈已经做了“一路”，于是，次日陈公博来访周佛海，表示“决不就职”。

周、陈虽然都算“汪派”人物，但客观地说，二人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并不一样。周对汪，基本上纯属利用，跟蒋对汪一样，拿他做“旗帜”而已，包括拖汪“落水”，也是把汪顶在前面，做自己的事情。

而陈公博就不同了，陈对汪精卫的态度，绝对可以用“爱护”来形容。

陈公博爱护汪精卫什么？爱护他的名声——可以说，对汪的名声，陈公博比汪精卫自己都要看重。

《塘沽协定》签署以后，陈公博曾愤愤不平地说：“北平的东面已全为日军占领，正阳门前的石路已掘起来，安设铁轨，把东西两车站联络起来，预备退兵。一直至到日军望见了北平的煤山，望见了北平的灯火，日本公使馆才打电话找黄膺白，商议所谓塘沽停战协定，不到一天已经签好字，实际由黄膺白、何敬之、张岳军、黄季宽四人负责。至于条件的内容是否电呈过蒋先生我不得而知。但行政院则始终得不到只字的报告，直至协定签好字之后，才将全文用电报打来。汪先生到底肯负责，一声不响，把这协定责任，完全担在肩上，我后来问他，他只叹口气，说：‘谁叫我当行政院长呢。’”

陈公博说：“塘沽协定签字不久，又来一个何梅协定。所谓何梅协定，就是何敬之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梅津的协定，这个协定，连外交部都没有存案。这个协定的文字非常笼统，以后日本动不动说中国违反塘沽协定，所谓塘沽协定，把何梅协定也包含在内，在中国怕伤了睦谊，怕启了衅端，对于日本动辄提出协定违背的无理取闹，也始终没有公开驳斥过，于是天下都起了怀疑，以为这个协定的背后，还有许多密约，北方战事算已告一段落,然而后来种下了无数的祸根，汪先生也变为全国众矢之的。”

陈公博认为，以上种种，就是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遇刺的主因，在《苦笑录》中，陈公博说：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汪先生遇刺于中央党部，身中了三枪。民国以来，国民党人物遇刺没有不死的，只有一个不死的就是汪先生。这也可以算开国民党人被刺史的新纪元，汪先生也可以算是大难不死．许有后福。”

按：陈公博的《苦笑录》写于1939年6月，此时陈尚未附逆。陈不会想到，日后要了汪精卫的命的，正是这次遇刺的子丨弹丨；陈更不会想到，在抗战胜利之后，自己会在汪精卫的位置上，替他接受“明正典刑”。

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的时候，陈公博替他发牢骚说：“军事、财政、外交，三项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加之蒋先生又以剿匪为名，请求中央把剿匪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剿匪区域．不过是一个名称。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高兴起来，打电叫南京的关系部院参加，若或忘记了，他让有关系的部院在旁边顶着二门打听消息。牯岭是一个很幽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了南京的太上政府，林主席子超先生自然还谨慎地守着国府的大印，而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

陈公博接着说：“行政院是这样，中央党部汪先生也难得过问，中央党部一个秘书处，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一个民众训练部，汪先生也无从干预。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是叶楚伧，叶先生是一个好好先生，完全受陈果和陈立两夫支配。组织部是陈立夫，他不但管党的组织，而且管特务队，更且直接管到民众运动。宣传部最初是邵元冲，那自然是不敢逆二陈，邵先生在西安事变无意中给杨虎城的军队打死，又由叶楚伧兼领。五全大会开会后．为着敷衍胡先生，换了刘芦隐，而刘芦隐始终没有就过职。一路由副部长的二陈系的方治操持。至于所谓民众训练部在民国二十一年洛阳开二中全会时举了我，一向我都不问，而交给副部长王陆一负责任。”

由于以上的种种，到1935年的六、七月间，陈公博实在忍无可忍，决定辞职不干了。汪精卫听说以后，就找他谈话。当时，陈公博刚好喝多了酒，借着酒劲跟汪精卫“翻了车”，他说：

“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终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是卖国还是有代价，象今日的情势，日蹙国百里，谈不上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听了他的话，“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华民国说的。人家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汪精卫给陈公博讲道理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兼外交部?我什么都不愿干，难道希罕一个外交部长?就因为别人做外交部，蒋先生不会听话的，我做外交部，他虽也不听话，可是我打一个电报去，他终要考虑一下。这样或者对于国家可以得多少补救，这是我的意思。”

按：据陈公博回忆，这一阶段，有一个传闻，“说汪先生的儿女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

最后，汪精卫说：“说到牺牲，都是无计划的，有计划便不能算牺牲，我决意做这牺牲品。”

这就是汪精卫的“意思”——这层“意思”就是“牺牲”。从汪精卫“出道”、投身“革命”、进入《民报》、到北京谋刺摄政王、直到顶着骂“主持”外交、最终到出来进行“和平运动”，汪的“牺牲”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再看一下汪精卫的《革命之决心》：“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那时，汪精卫要牺牲的，是自己的生命；今天，汪精卫要牺牲的，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名声——只要是出于为国为民，我个人的名声不算什么。或者是反过来说，即使是牺牲我汪精卫的名声，也在所不惜！岂止不惜，还很光荣！

这就是汪精卫的“牺牲论”。

对汪精卫的“大义凛然”，陈公博“心服口服”，他说：“我和汪先生做了十多年朋友．没有听过汪先生这样决心的说话．好，既然汪先生决定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看吗?我不走就是了。我也下决心。”

这次，汪精卫又准备“跳水”了，他再一次叫来陈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