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04)
11月12日,梅思平从重庆经昆明、香港到达上海。当晚,今井武夫请他吃饭,由于梅思平没有与日本人打过交道,出了不少“洋相”。
今井回忆说:“我第一次邀请他到六三亭花园日本酒馆去,他竟穿着皮鞋阔步于铺席之上,坐到壁龛里去,使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梅思平对今井说,这是他第一次同日本人“畅谈”,也是第一次吃日本餐。席间,梅思平曾“苦笑”着说:“从此我也要被叫做汉奸啦。”
次日,高宗武从香港到达上海,担任梅思平的谈判助手,这就是高宗武在“和平运动”中做的第二件事。为他们担任翻译的,依然是周隆庠。
“重光堂会谈”就此开始。
据今井武夫回忆,“谈判”一度进行得十分“激烈”,他说:“正因为这是同中国方面的直接会谈,我丝毫不受以往商谈经过的限制,同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都是从爱国的真情出发,不仅彼此可以理解各自的立场,反而因此对双方真诚的态度感到钦佩和信任,给以后运动的进展带来良好的结果。”
对自己的两个“谈判”对手,今井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对于梅思平,今井评价为:“他似乎对一切都看得开,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决心的样子。”
今井说:“反之,我觉得高宗武的态度始终是批评式的,甚至是虚无的,有时又非常随便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反而使我对他的真意感到怀疑。”
今井回忆说:“当时我曾经对影佐大佐和其他同事谈过”:“这一运动由于有态度认真的梅思平在,可以安心进行协商,假如只有高宗武一个人,我一开头就要避免同他发生关系吧。”
高的情绪异常,犬养健也有所察觉,当他后来陪同今井武夫回到上海“签字”的时候,曾说:“我没有什么棘手的任务。硬要说有任务的话,那就是在高宗武感到不安时、或感到不满时陪他聊聊,充当高的精神支柱。”
今井、犬养都不愧是“谋略”专家,从后面发生的事情往前推,高宗武在此时的态度已经有些耐人寻味了。只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日后,他会弄出那么“绝”的一手来。
经过三天会谈,11月15日,今井武夫带着“日华双方互相妥协的草案”(今井武夫语)返回东京。
今井说,回到东京,“恰好陆相官邸中正在举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我立即前往参加,从下午四时起向板垣陆相和多田参谋次长提出报告。出席会议的有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十人左右,在大臣、次长和局长,部长等退席以后,从下午六时起举行课长以下的研究座谈会。”
今井说,对这份“草案”,会上颇有人怀疑,问:“你不会上了中国人的当吗?”
今井回忆说,当时他“回想着在上海三日三夜不分昼夜的争论情况以及梅的诚挚的议论”,就回答说:“我认为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万一有的话,也是我甘心上当,从我个人的心境来讲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讨论到晚上九时,会议作出决定:“以这一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
今井武夫说:“为了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字,陆军省重新派遣军务课长影佐大佐,参谋本部派遣我负责这项工作,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我们于十八日返回上海。”
按:同时来到上海的还有犬养健,他是作为高宗武的私人朋友来的。
1938年11月20日,日本方面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中国方面的高宗武、梅思平在《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签了字,另外还有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由于未得到政府及有关同志的同意,故未签字,但保证作为今后的政策努力促其实现。”(今井武夫语)
上述三份材料合在一起,即“重光堂密约”。
此外,双方还就汪精卫脱离“出走”以后,日本方面在“策略”上的配合问题进行了商谈,在日本的档案中,这一部分被称为《协议以外的中国方面意见》。包括:
“一、汪精卫等表示,在中国方面行动后,希望日本军用对中央军作战的方式予以援助。我方答称,如日本军迅速进攻贵阳等地有困难,可努力牵制中央军并考虑轰炸中国军的后方地带。
又,中国方面提出,从背后切断中央军,使其不能攻击四川、云南的汪精卫方面之军队,并在汪精卫等进入昆明后,希望注意停止轰炸。
二、中国方面再度提出,新政府在成立后如与临时、维新两政府处于同等资格之地位,难以建立中央政权。我方又重复申述前次会谈之宗旨。
三、中国方面提出:在汪精卫等行动后,希望日本方面注意在最初暂不过分进行支援汪等的宣传,这是由于汪精卫之立场会被当作汉奸而造成不利。”
最后,双方就“和平运动”发起的步骤列出了极其详细的时间表,以便于彼此配合接应。
“十一月二十二日高宗武、梅思平两人从上海出发;十一月二十四日高宗武、梅思平两入到达香港;十一月二十五日梅思平到达河内;十一月二十六日梅思平到达昆明;十一月二十九日梅思平到达重庆;十二月三日前后日本方面对上海周隆庠答复同意与否,并对香港高宗武答复同意与否;中国方面对上海伊藤芳男答复可否,并对香港西义显答复可否;十二月五日以前汪精卫自重庆出发到达昆明。
如得到汪精卫到达昆明的电报,日本政府发表如另纸之声明方案;日本如发表声明,汪精卫发表与蒋介石不断绝关系的声明。
其次,汪精卫到达香港,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日华提携以及反共政策的声明。
又,中国方面意见,如果在十二月五日前后发动发生困难,则展期至十二月二十日以后。对此我方表示,有极力迅速发动之必要,他们亦保证务必照此努力。”
这就是汪精卫“落水”的日程表。
犬养健目睹了“签字”现场,据他回忆,当时在场的人都十分“兴奋”:
“影佐立刻从一楼取来酒和杯子。准备停当后,影佐笔直地站着,把酒杯举过胸前,郑重迎向大家致词:‘在大家长期辛苦努力下,终于在今天签定了协议书。但前进路上,无论日本和中国,都有许多险阻,因此请大家更多地协作配合。谢谢大家,干杯!’大家齐声附合,把酒一气喝完。七个人围着桌子,举行了庆祝晚餐。席间大家轮换用中日两国语言互相高兴地交谈着,话题也还是商量今后的工作安排。”
按:犬养健所说的“七个人”,除了双方的“正式”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梅思平、高宗武以外,还有周隆庠以及他自己。最后一个人,就是负责此次“谈判”的会务工作的“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
至此,由周佛海首倡、高宗武牵线、梅思平挖坑,“和平运动”的路已经铺就,剩下的,就要看“汪先生”的了。